今天的文章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讨论的话题是“两种知识，两种学习”。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过上幸福、健康和有意义的生活，那我们就是需要不断地反思：面向未来，究竟应当教什么、学什么？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号教育思想网（ID：eduthought)

作者：杨东平

人类社会人类文明，它形成了两种知识，一种就是传统学校教育所教授的“套装知识”（ packaging knowledge），强调知识的系统性、规范性、完整性，它们往往被认为就是知识体系的全部，认为一个人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就掌握了人类的知识，而其实它只是知识体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这种认识它恰恰遗忘了或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第二种知识。

这就是我们来自于生活实践和阅历的经验性知识，它提供了关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整体性的认知，是关于社会、自然、人生、人性的一种阅历和体验，它不仅仅是知识性的，而且包含了是非善恶的一种道德的认知。

卢梭当时就讨论过两种知识。他说如果我们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所共有的，另外一部分是学者所持有的，如果把这两者一比较，后者就显得太渺小了。

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地会认为后者才是最重要。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拥有学术知识的少数人形成了一种社会等级，他们被视为是有教养的、高雅的，从而排斥和贬低了在生活中学习的经验性的知识。人们就逐渐遗忘了在学科知识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更为重要的知识体系。

今天学院式的套装知识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是随着知识爆炸，知识的总量越来越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一两百年之前由学校所规定的教材所认定的知识体系，远远不足以概括知识的体系了。

第二个就是这种知识体系越来越专门化，专业风格越来越严重，有人把它称之为像切香肠一样，把专业知识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从而使很多专业人士失去了对整体性的把握。有人说培养出许多近乎无用的“超级专家”，或者有人把他贬称为叫“白痴学者”，也就是说他们除了自己所在的狭窄的专业之外，对于人生、社会的事物一无所知。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发表各种有违常理的奇葩言论的人，就是他们的知识结构的欠缺。他们其实只是小专业的专家，但是他对社会问题发言的时候就错误百出。另外是一种道德认知的缺陷，他们缺乏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的能力。

所以现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和生活的脱离，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超越具体知识，分科知识的整体性、道德性的认知，所以这种狭隘的套装知识是难以面对未来的挑战的。

因为人类社会当今面临的挑战都是高度复杂性、高度综合性和整体性的问题，譬如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战争问题、公共卫生的挑战、恐怖主义等等，都不是狭隘的小专业所能够应对的。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莫兰告诉我们，“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在这次疫情当中大家对这种不确定性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

莫兰说，“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非线性、自发性、混沌等新特征，我们需要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与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今天，关于什么知识是最重要的，应当如何学、如何教，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知识、教育和学习。

在我们今天的学校里经常出现“教科书”和“课外书”的争夺。出于考试竞争的需要，很多家长老师禁止学生看课外书，更不用说看电影，看其他的东西，认为会影响学习。其实，当一个学生喜欢阅读，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书来读的时候，也许那才是真正的学习的开始。

因此，我们需要破除对于课本，对于教科书的迷信，解放课本对知识的规范和限制。更重要的学习是与社会，家庭、人生、自然相联系的一般性的知识、总体性的知识。

认识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就需要恢复教育的人文性。莫兰认为，中学教育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人文文化。”因为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等的人文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它承载蕴涵的是一种“人类精神应用于各种特殊场合的一般智能。”

关于是非善恶的观念正确与否的选择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常识”所确定的。所以包括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包括人性，善良、诚实、勇敢、自由之类的基础性品格，都是在一般性的知识和总体文化当中来形成的。

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归纳为“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而不是“充满知识”的头脑：是能够“明智地思维”以及质疑的精神；所以我们需要一种连接知识的能力，即“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从而形成“恰切的认识”。也就是说能够在更大的背景当中去认识一些确定的知识。

这种把知识整体化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就是迎战不确定性的最主要的能力，能够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能够超越原因和结果这种简单的线性思维、决定论的思维。

莫兰他指出，对于学生而言，有两个重要的途径可以帮助学生来了解这种总体性的文化和一般性的文化。

第一个就是阅读和看电影。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经典和看优秀的电影，是获得整体性认知的一个捷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人性。世界的复杂性的认识都凝聚在这种文学经典和优秀电影之中。

第二个就是媒介教育。在今天这么一个互联网和信息社会，学会提问、学会搜索、学会识别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在这么一个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我们要重新思考和认识学校内和学校外的教育，过去我们把它称之为显性的课程和隐蔽的课程。也就是说教室里所教授的是一种看得见的显性的课程，教材当中的但是还有大量的隐蔽的课程，在人类的社会实践当中产生。

所以，有人认为教育的现代化逐渐超越教室课本，是走向社会化学习，就是走向教育3.0。

怎么来表达教育3.0呢，就是“学校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这就是超越了课堂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的教育。

那么这个时候老师是干什么的呢？老师是导游，，老师是起引导的作用。关于这两种学习，很多前人都有很多经验。

譬如当年梁启超就给已经在美国留学三年的梁思成写了封信告诫他，他说“你该挤出一部分时间学些常识性东西，特别是文学或人文科学，稍稍多用点工夫就能有大的收获。我深怕你因所学太专一的缘故，把多彩的生活弄得平平淡淡，生活过于单调，则生厌倦心理，厌倦一生即成苦恼之事。”

也就是说太专业的学习它不但容易使人厌倦，而且失去了生活的丰富多彩性。

傅雷对傅聪的教诲也很著名。他说，“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指出了在专业教育之外，一个人更深厚的底蕴、更广阔的发展，否则你是难成大器的。

这就是杜威、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主张“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的原理。

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小崔加了一句“与万人谈”。

这就是我们在当前的教育创新当中所倡导的社会化学习，就是刚才说的“学校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