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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常，友谊的小船倾翻是常有的事。平常的小船，翻了也就翻了，没人在意，也没人理会，因为上面的人寂寂无名。可是，有的小船翻了，多年过后仍让人念念不忘，那是因为船上的人非同一般。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小船，就是这样不同寻常的一只。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鲁迅和林语堂都享有盛名，前者是思想文化界的领袖，后者是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家，两人从友情深厚到形同陌路，其经过和缘由令人慨叹，令人惋惜。

鲁迅与林语堂是因《语丝》相识并结下友谊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孙伏园和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其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同时兼授北大课程。《语丝》侧重发表文艺类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各类文体，文风活泼辛辣，自成一派。鲁迅比林语堂年长14岁，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成为好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之一）教务长，与同在该校任教的鲁迅来往更加密切，两人的友谊也更加炽烈。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遭段祺瑞政府通缉。5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邀请，前往厦大，担任校文科部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

林语堂安全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挚友鲁迅还留在北平，处境很不安全，因为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也在段祺瑞政府公布的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于是，林语堂向林文庆举荐鲁迅。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当晚入住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旧照

林语堂与鲁迅相识于北平，先后同在北大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或兼课，同时又为办好《语丝》出力，在走出危境后，又共同执教厦大，两人友谊之深可见一斑。

在厦大，鲁迅的日子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对于环境，鲁迅并不很欣赏，虽然如今的厦门在人们心目中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但在当时的鲁迅眼里，它不过是一个“污浊的小沟”。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曾有这样的话：“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

不过，学生的热情让鲁迅很欣慰。 作为思想文化界的领袖，鲁迅在厦大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开设的《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颇受欢迎，上课时教室总是爆满，甚至有许多外校学生慕名前来听课。

厦门大学部分教职工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

真正让鲁迅烦恼的是他与校方的关系。校长林文庆是英籍华人，对国学研究并不感兴趣，成立国学研究院，一是装门面，二是应付重视国学研究、远在新加坡的校董陈嘉庚。可是，因为林文庆提倡尊孔，学校里充满复古气息，学生们学古文背古诗，极少参加社会活动，林文庆甚至还用英文编写了一本《孔教大纲》，让学生学习。这种氛围当然和主张“少读中国书”、倡导新文化的鲁迅格格不入。

林文庆

国学研究院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鲁迅和林文庆的正面冲突，林文庆说自己有发言权，鲁迅为此拍了桌子。当时厦大理科部主任是从密歇根大学留学回来的化学博士刘树杞，此人心胸狭隘，对国学研究院一直采取排挤态度，恰好他又掌管学校财权，在看出林文庆和鲁迅的矛盾后，很快“领会”领导意图，频频刁难鲁迅，以致鲁迅被迫几次搬家，一度甚至住进厦大某楼的地下室。

鲁迅是林语堂举荐到厦大的，后者算是半个地主。按说鲁迅在厦大过得不顺心，两人的关系多少会受到影响，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相反，两人都表现出对朋友的理解。

在与校方关系交恶后，鲁迅曾想甩手走人，但是最后还是没走，即便在刘树杞以节电为由，让人把鲁迅屋内的两个灯泡强行拧走一个后，鲁迅也忍了。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林语堂本名）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对于鲁迅当时的处境，林语堂曾有这样的描述：“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这是林语堂与鲁迅失和后的表述，由此可见，当年在厦大，林语堂对鲁迅是抱有深深的歉意。

林语堂

然而，鲁迅与林文庆、刘树杞等人矛盾是解不开了。1927年1月15日，鲁迅终于离开厦大，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前后在厦大任教仅134天，可是厦大却铭记鲁迅直到今天，学校不单有全国大学中唯一的鲁迅纪念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雕像，连校门和校徽上“厦门大学”四个字都是鲁迅的墨迹。

因为鲁迅的辞职，厦大学生对校方，尤其是刘树杞恼火之至，于是发起学潮，要求罢免刘树杞。刘树杞无奈只好辞职，跑去武汉大学做代理校长。刘的去职并未平息学潮，学生又把矛盾对准林文庆，林文庆只好到南洋躲避。看到这种形势的林语堂对厦大也感到灰心，他觉得鲁迅的去职和学校的乱象都与他有关联。其时正值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再三邀请他去任职，于是，在鲁迅离开厦大两个月后，林语堂于3月辞去教职，前往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鲁迅和林语堂从北京先后到厦大任教，又先后离开厦大，真正做到了共进退。朋友做到这个份上，这友谊还不让人羡慕吗？

1933年2月17日，鲁迅（右一）、林语堂（右二）等人在沪欢迎爱尔兰作家萧伯纳（左二）访问中国。

关于鲁迅和林语堂从有矛盾到分道扬镳，有很多种说法，说起来都是不大事，或者就是鸡毛蒜皮，有各种说，如蚊帐说，酒局说，文章说，葬礼说，英语说。听起来很杂、很乱，但是，细说起来，倒是颇有几分市井味道，让人联想到大杂院里的邻居吵架，以及酒醉后掀翻桌子等民间俗景。

蚊帐说是颇有戏剧性的。在上海时，鲁迅曾和林语堂同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一次，鲁迅吸完烟后随手把烟头一扔，不料正扔在林语堂的蚊帐下，把蚊帐烧去一角。林语堂当即就不高兴，厉声责怪鲁迅。鲁迅很不以为然，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并说：“完全烧了便怎样？一共也不过5块钱罢了！”林语堂正不高兴，见鲁迅烧了他的蚊帐还如同没事一样，心里更加恼火，于是和鲁迅大吵起来。

有人说，一顶蚊帐让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终止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馒头可以引发一起血案（见陈凯歌电影《无极》），但是，鲁迅和林语堂这两个当时中国的文坛大腕，还不至于因为一顶蚊帐闹掰了。

鲁迅

然而，冲突确在逐渐增多。

在上海，鲁迅与出版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闹过版税官司，因为后者拖欠鲁迅的稿费。李小峰怕事情闹僵，答应分数月支付稿费，并请郁达夫来做和事佬。李小峰在南云酒楼请客，除了鲁迅和郁达夫，林语堂和其他几位文人也在座，目的是为了活跃气氛。

席间，有人忽然提起鲁迅的学生张友松，林语堂说话不过脑子，顺嘴也说起张友松。但是，林语堂不知道，鲁迅此时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张友松。原因很简单，张友松曾在背后指责李小峰“拖欠作者工资”，并说，如果自己办书局，决不做此类事。李小峰知道张友松背后说他，心里很不爽，就几次对张友松进行人身攻击。这下鲁迅坐不住了，他觉得，我的学生说什么，有你林语堂什么事？当着李小峰的面说张友松，你这不是让李小峰觉得，我要稿费是受了张友松的挑唆？更何况，知情人都知道，张友松虽是鲁迅学生，但二人交情甚好。

著名翻译家，晚年的张友松

于是，鲁迅脸色铁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一时目瞪口呆，旋即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个人越吵越上火，脖子梗着，双目对视，犹如两只斗架的公鸡，足足相互对视了两分钟。当时场面极为尴尬。本来是来和稀泥的郁达夫一看情况不妙，一手按下怒气冲天的鲁迅，一手赶紧拉着林语堂和林妻廖翠凤离开。谁也没想到，一场本来为了鲁迅和李小峰和好的筵席却因为鲁迅和林语堂的争吵闹得不欢而散。

说来也巧，鲁迅和林语堂发生另一次不快时也有郁达夫在场。那次是《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郁达夫和王映霞赴杭州送行，鲁迅和林语堂被邀请赴宴。

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

坐下不久，林语堂就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熟悉林语堂的人都知道，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与他的英语水平成反比。换笔名是鲁迅的硬伤，他不愿意别人提及此事。因为文笔辛辣尖锐，鲁迅的文章经常被新闻检查机构枪毙，为此不得不经常更换笔名。有人统计过，鲁迅一生曾用过的笔名多达156个。尽管林语堂所说的笔名其实是当时一个年轻作者的，但是，林语堂这样问，在鲁迅听来相当不爽。

饭后，大家开始抽烟聊天。林语堂的碎嘴毛病又犯了：“周先生，你每天抽几根烟？”鲁迅答：“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林语堂听了很兴奋，刚想继续往下问，不想鲁迅把脸一拉，冷冷说：“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

林语堂一愣，他没料到鲁迅会这样问。鲁迅就是睿智，他看出了林语堂的心思。《论语》是林语堂于1932年9月创办的半月刊，以刊登散文、小品、随笔为主，文字多幽默诙谐，于嬉笑怒骂中道出读者心里话，内容多为很接地气的生活话题。就在不久前，林语堂刚在《论语》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戒烟》的文章。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注意到鲁迅语气的变化，如实回答。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被鲁迅这么当着众人面损，刚才还颇有兴致的林语堂顿时语塞，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林语堂是很讲究生活情调的人，在1927年在外交部短暂工作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觉得文章应该讲究幽默。而鲁迅生性严肃，思考的都是国家、社会和有关大众的话题，从心底里看不起幽默，更认为以彼时中国社会弊病成堆的现状，谈幽默无异于奢侈，拿吸烟、戒烟之类琐碎细节作文章话题非常无聊。在鲁迅看来，文章是刺向敌人的”匕首“和”投枪“，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没有什么幽默可言。他说：“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鲁迅和林语堂之间的友谊再次受到重创，与民主人士杨杏佛之死有关。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当场死亡。林语堂和鲁迅都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与杨杏佛是好友，杨杏佛的死令二人十分悲痛。谁也没料到，杨杏佛被暗杀令鲁迅和林语堂之间本来就显现出的矛盾更加深了。

杨杏佛

6月20日，在杨杏佛的入殓仪式上，鲁迅没有看到林语堂。这让他很生气，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有什么危险！”。其实，鲁迅冤枉林语堂了，当时林语堂正被特务严密监控，根本出不了门。7月2日，林语堂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而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然而，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不知情的鲁迅对林语堂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友谊的裂痕朝着不可挽回的方向越来越大。

因为和章克标意见不和，林语堂一气之下退出《论语》，于1934年4月创办半月刊《人间世》并自任主编，提倡小品文，力求把《人间世》办成既“不谈政治”，也不“吟弄花草”，但与社会人生有关的小品文刊物。可是在鲁迅看来，《人间世》换汤不换药，和《论语》一样，走的还是闲适加幽默的老路子，认为林语堂搞的这一套是“麻醉文学”。

谁也没想到，这份半月刊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十年友谊的终点。

有一次，在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自顾自讲起粤语，其他人听得一头雾水。喜欢闹的林语堂就故意讲起英语，意思是，你让我听不懂，我也让你们听不懂。不料，鲁迅突然厉声呵斥：“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惊得目瞪口呆。搁在从前，林语堂一定会和鲁迅吵起来，可这次，他学乖了，没有和鲁迅硬碰硬。事后有人说，林语堂让鲁迅搞怕了，不敢争了；也有人说，林语堂不是怕，而是不想争了，与其争个高低，不如显出气度来。

友谊的小船并非万年永固，再好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浪打涛击。鲁迅和林语堂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了。有一次，鲁迅前往上海大观楼参加徐懋庸补办的婚宴，到了那儿，一眼就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结果，令在场人大跌眼镜，鲁迅二话没说，转身拔腿就走。曾经是挚友，现在，他竟连一桌酒席都不想与林语堂一起吃了。

到了1935年，鲁迅与林语堂的关系彻底走向破裂。4月20日，鲁迅在《太白》半月刊上以越山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天生蛮性》，通篇只有三句话：“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鲁迅把林语堂与他们二人相提并论，可见内心对林语堂已到了鄙夷程度。想来林语堂看到从前的挚友如此评价自己，也真的是无语了。

林语堂

作为民国大家，鲁迅和林语堂惺惺相惜的友谊曾被传为文坛佳话。可是，两人后来在文学理念和文人社会责任上却出现重大分歧：虽然两人手中都有一支笔，但在前者看来，这笔是战斗的武器，是为大众疾呼的号角；而在后者看来，这笔是用来描述生活、诠释心灵的工具，是平静自我灵魂的一汪清潭。这种文学创作使命上的分歧不可避免地让二人渐行渐远，并最终分道扬镳。

坊间关于鲁迅和林语堂失和的轶闻，多是围绕着上面所提到的蚊帐说、酒局说、文章说、葬礼说和英语说。其实，这都只是表象，两位文坛巨匠如果因为这点小事就翻脸，那也未免太小肚鸡肠。鲁迅和林语堂最终由挚友变为陌路，其根本原因在于观念的分歧：鲁迅是始终如一的，而林语堂在后期是改变了，特别是他提出幽默和闲适后，和鲁迅的思想便产生了直接的碰撞。道不同不相为谋，从这点来说，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走向终结就是注定的了。

1935年，林语堂全家赴美，从此与鲁迅再没见面。1936年10月19日清晨，文坛巨匠、中国进步知识青年的精神领袖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

一个月后，林语堂在纽约写下《悼鲁迅》一文，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自己与鲁迅的过去时，有这样一段话：“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在鲁迅去世40年后，1976年3月26日，一代文学大师林语堂在香港病逝，同年4月移灵台北，葬于阳明山仰德大道林语堂故居后园中。很多人撰文悼念林语堂，只是这祭文中是不可能有鲁迅的了。可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使林语堂先于鲁迅去世，鲁迅是否会写一篇《悼玉堂》的文章？如果写，会写出林语堂那样的话吗？“吾始终敬玉堂；玉堂顾我，我喜其相知，玉堂弃我，我亦无悔。”恐怕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他是鲁迅，叫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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