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十二岁时我已升入中学,日日从城北走至城南,学习成绩差强人意。
整整六年的时间,我一直留着“日本头”——也就是齐眉齐耳的短发,衣色黯淡,像个暗色影子,闪躲在隐隐约约的人海中。
人长高了,可以混迹于同班同学中,但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陌生感和微微的厌恶感。我记得曾用布缠起发育中的胸部,穿贴身的裙子时就可以不必觉得羞耻。
但是又要常去理发,去做衣服,那是最难堪的事。在那个年纪忽然被人注视,被人议论身体,在镜前被人推来转去,是对没有什么自信的孩子的折磨。连在陌生人面前走路也让人窘迫,更不要提开口讲话了。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她永远没有摆脱那个尴尬的年龄,“夫人不言,言必有失”,看了会心莞尔,是是是。
我的朋友仍然少,有一个,她有个喜气洋洋的名字,叫“福珍”,梳着极长的辫子,大额头,大嗓门。她人好,又爱热闹,和所有男生都是好友,与他们暗恋的女孩子也均是好友,替他们传递字条兼倾听心事。只是放学时便落单了,于是每日黄昏,我与她从城南走回城北,她讲班里各色人等的事给我听,天际每每有橘红色的晚霞。她令我开怀。
她最爱说班上叫“侬侬”之类名字的女生,卷发,穿有蝴蝶结的丝质粉红衬衣,上课时会翻窗出去与男生约会。
我们撇撇嘴,心里却是羡慕的。
我常常对着镜子看很久,用铅笔卷起头发再放下来,觉得那张脸异常平凡,我令她做出喜笑哀哭的表情,静下来却是长久的迷惑。我经常劝说自己,人死之后不会消失,仍可以化为一个婴儿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那些炊烟、早晨的阳光……它们的存在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但我仍然无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每天夜里,躺在厚厚的棉被底下,听风从远处来。我注视着睡在我左侧的奶奶的脸,她在熟睡中微张着嘴,想到她可能有一天会离开,我就悲从中来。十几年来,我仍在一次次梦见我失去了她,然后,在清晨醒来的时候痛哭不止。
我经常和奶奶在暖和的下午闲坐着,低头看一会儿书,再抬头像树枝一样把手伸在阳光里。无人的楼上有一扇明亮的窗户,风吹着它的光亮急掠过草地。
阅读任何写有字的纸都令我狂喜。我站在狭小的储物间,看《警世恒言》《红楼梦》、批判胡风的文件、我妈读中文函授的所有教材,还有我爸的中医杂志里稍有文学性的内容。我几乎是毫无鉴别力地贪婪地吸收着每一个字,好像在那里可以寻找到这个世界的意义。
偶然在短波里收到台湾的广播“中广流行网”和“亚洲之声”。天天黄昏时抱住听,三毛去世的消息也是从那里听到的。我还记得申婉在黄家驹去世当天的节目里播放《关心永远在》,她说:“人生在世就要珍惜,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在哪里。”也还记得陈凯伦问赵咏华:“你是不是个很需要爱、需要各种爱的女人?”她大笑说是。
我也笑。因格外贪恋在电流的噼啪声里有人的声音竟如此温柔,于是我给他们写信,谢谢他们给我安慰。写完,想想,夹在日记本里,直到今天。
写了两本日记,把抄满格言的那本交给语文老师。
在留给自己的那本里很文艺地写:“我渴望待在最静寂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
倒确实一直是在最静寂的角落里的。高中时我越发寡言,坐在靠窗的地方,日日看老槐树在暮色的风里,巨大的阴影如痴如醉地摇摆。五月的时候,夜里也看得到满树洁白如雪的花。
周末一个人去爬山,在高高的山顶,俯瞰深深的山涧,想象大河曾如何在这荒芜的土地上奔涌。大片云飞过时,大地忽明忽暗。下山的时候,我脱下鞋子拎在手里,小心翼翼地滑下结冰的陡坡。
在孤独痛苦的青春期,是对音乐和美的敏锐感受缓解了我绝望的情绪。我听罗大佑、黄品源、张镐哲、娃娃、高明骏,几乎每个人的歌都代表一段时间内的心灵挣扎。如蛭附骨的孤单,日复一日,毫无希望地噬咬着人。只有这些歌,令一个少年可以有些微奢侈的诗意。
高三了,功课压力大,不能想什么,也不能再那样看书、听音乐了。我已经不大去上课了,一个人走,路太长了。
有一天傍晚停电,我翻出旧磁带来听。
在黄昏稠紫的暮色里,听郑智化唱:“突然忘了挥别的手,含着笑的两行泪,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独自站在悬崖边……”
我不明所以地浑身颤抖,眼泪炙热地流下面颊。
那歌叫作《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人一点一点都散了,旧楼也要拆了,那里铲平后倒真成了一片悬崖。下雨的时候,站在那里,看着天一点一点黑下去,世界如同荒原。(原载《读者·校园版》)
《读者·校园版》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