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的经济顾问团队有一大特点：成员大都是华尔街的商业大佬而非经济学界大拿。

在这个长达数十人的顾问名单中，来自学界的唯一代表竟然是一个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商学院，且学术水平很一般的教授，他主要靠鼓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来吸引眼球。

有这样的顾问，再加上特朗普的那些言论，人们难免担心他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这是一种幻想：贸易保护将保护美国国内的相关产业，提高就业水平。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所造成的负担主要落在低收入消费者身上。比如美国对纺织品、服装和鞋子等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而这类商品在低收入家庭的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那些高收入家庭。例如，低收入家庭每年买鞋的费用占到其总收入的1.3%，相比之下高收入家庭在鞋子上的花费只占0.5%。

对劳动密集型商品，即生产过程中劳动的使用量相对更多的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是最高的，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价格通常较低，贸易保护提高这类商品的价格，这也使得贸易保护最后的受害者是穷人。

而贸易保护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达拉斯美联储银行测算了美国20个不同行业进行贸易保护的成本，研究发现，保护国内就业岗位的成本高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苯化学品、皮箱、软木这些行业的每个岗位保护成本都超过100万美元；纺织服装业每个岗位的保护成本稍微低一点，只有199241美元，但是该行业总的保护成本却高达每年336亿美元。当然，为这些成本最后买单的还是底层老百姓。

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丰田选择在美国海外建设一个新工厂，那其将面临高额的美国关税。他在推特中称：丰田汽车说要在墨西哥建设一个新工厂，为美国制造卡罗拉汽车，没门！要么在美国建厂，要么付高额的关税。福特和通用也曾受到特朗普的批评。福特汽车表示，它将取消在墨西哥斥资16亿美元建厂的计划，并将投资7亿美元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工厂。

把国外的制造业带回美国，最终会不会增加美国就业人口？

经济学有个最基本的概念叫做“比较优势”，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说，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

耐克公司越南工厂的工人人数是美国的四倍。如果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无视比较优势，坚持在美国制造产品，很可能就没有如今的耐克公司。今天，耐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郊区有8000名员工。同在波特兰的威登肯尼迪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广告公司之一，如果耐克公司一直坚持自给自足，不但没法提供这8000名员工的就业，而且也无法促使威登广告公司的崛起。事实上耐克的成功还带动了这个城市的繁荣。

所以，要是把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很有可能减弱或者恶化企业的赢利能力，最后反而减少就业人口。

贸易保护还可能进一步拉大美国原本悬殊的贫富差距。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克里斯汀布洛达和约翰劳马里斯研究发现，美国低收入阶层所购商品的价格增长要显著低于高收入阶层收购商品的价格增长，这使得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其实并没有变得那么不均衡。

不均衡状况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发展，在那些有助于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中，大约1/3得益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长。贸易不仅影响就业，而且影响价格水平，穷人从这种价格变化中得到实惠，国际贸易带来了价格低廉的国外产品，这让美国家庭的平均购买力上升了29%，其中中国的产品让美国人民的平均购买力大约上升了10%~15%。

如果特朗普经济学让美国重回贸易保护主义，听上去是让穷人受益，但最后受伤害的还是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