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琐记

文｜刘元旦

原发于公众号｜JIC书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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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到过一些旧书，二手的，书的衬页或扉页上有这些书原来的主人写下的记录：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处某书店，某某某。也偶有钤上印章的，一副很郑重的样子，好像要与这本书白头偕老了。我喜欢看旧书上面这些别人留下的痕迹，虽然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我有时还是会忍不住想，这个某某某怎么回事，怎么把自己的书卖了，这么快就变心了？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终于流到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手里，难免要自作多情地替这本命运多舛的书惋惜：他变心，不是你的错。

我没有在自己的书上写写画画的习惯，所以很多书都已经不记得是哪里买来、几时买来的了；而现在买书，早已经方便到残忍的地步，打开电脑，鼠标点两下，几乎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坐等。但奇怪的是，网上买来的书，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时间一久，甚至常常会不记得自己有没有买过，以致又买了一遍。（这也许就是只买书而不读书的报应吧。）网络使我们已经永远地丧失从前在书店买书时的那种不可替代的惊喜：与一本心仪已久而遍寻不得的书偶遇，狭路相逢，狂喜，赶紧捏在手里生怕有人来抢。而我所有关于买书的记忆，其实都是来自更早的从前——来自于书店。

不知为何，近两年来我已少有逛书店的念想，偶然得知哪里开了新书店，也丝毫没有要去看一看的兴致。尽管我深知今天的书店较之从前比起来，实在是好太多了：环境整洁，布置规整，陈列细致，图书分类做得也专业。但我走进那些书店，却常觉得哪里不对，分明是在卖书，却难有书店的氛围。也许是自己变得愈发势利眼了吧，我对书店越来越挑剔，近乎苛求，真心喜欢的，其实屈指可数。而我心心念念且仍愿意时不时去光顾的，多半倒是早年的那种书店——只卖书。

有谁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书店时的情景么？幸好，我还记得。

说起来真是惭愧，我第一次去书店时已是初中，而且并非自愿，本意其实是为了陪表弟买教材，偶然走进一家新华书店，然后不得不怀着一种中国式的宽容——来都来了，那么就看一下。结果，表弟并没有买到他要的教材，我却在百无聊赖的闲逛中，看中了一本鲁迅的选集。但看到定价时，我又犹豫了：开什么玩笑，一本书要将近三十元？在我这种对书毫无概念的人看来，简直如同抢劫。最后是父亲替我买下了它：于是，我意外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借着车窗外尚未暗去的最后一丝天光，仿佛不是在读，而像是在闻那本书。那本《鲁迅经典》今天仍在我的书橱中，十几年间被我借出去多次，书口都摩挲得泛黄了，但是每次我只要翻开它，就会立刻回忆起我当年买到它时所闻到的纸页间那难以名状的味道，一本书的味道。

接下来的事，倒真像鲁迅在他的《呐喊·自序》中所写的那样：“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随后的两三年内，几乎每个周末我都会独自坐车穿过半个上海，频频造访这家普通的新华书店，朝圣般走上通往二楼书店的楼梯，同时在心里幼稚地得意起来，自以为和从前的自己不一样了。虽然许多人谈及新华书店时总是一脸不屑，觉得这四个字象征着一种过去时代的陈旧和古板，但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一个书店呀，我将永远敝帚自珍地喜欢着它。

正是在这里，我凭借无知带来的勇气，开始毫无目的性地买书——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哪本书值得看，我也不知道该去问谁。我心里唯一的标准——如果这可以算标准的话——就是必须是“经典”。譬如我最喜欢书架上挂着的那块牌子：“世界名著”，瞧这掷地有声不容分说的修辞，不但“世界”，而且“名著”，简直就像是一种品质保证的承诺。而我自己的挑书方法是先看内容简介，只要觉得有趣，就会买下。我真庆幸那时出版社的书呆子编辑们都还不太懂得在书的封面上做文章，许多书的封底通常老实得只有一个内容简介。哪像现在：每一本书都被设计得精致典雅，腰封一裹、塑封一包，搔首弄姿般漂亮，而封面、封底和腰封上则挤满了眉飞色舞的推荐语、媒体评论，一字一句都是赤裸裸的勾引：来呀，买我，我最值得买。

北京燕山出版社的那套世界文学丛书，除了几本我当初不感兴趣的“爱情小说”，其余的基本买齐。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套书的译本并不算最佳，但好在便宜，且是全译本。我买的第一本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记得是夏末的一个夜晚，窗外雷雨大作，我躺在舅舅家阳台的凉席上惊心动魄地读完，深深着迷于“星期五”；随后是凡尔纳的三部曲，我耐心地读完，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旅行，如梦初醒而又怅然若失；最喜欢的莫过于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一上来就写父亲的葬礼，埋下棺材时，几只青蛙跳在上面，一起被埋了。“那两只青蛙爬不出来了吧？”小男孩问他的外祖母，丝毫没有意识到死亡的悲哀。我初读时就感叹这惊人的细节，温情而残酷，这十几年中我几次三番想起，想要重读而竟然没有。直到前段时间我终于忍不住另买了刘辽逸的译本，决定重温一遍。

我在这家书店买了很多书，印象中最后一次在那里买的是一本阿城的精选集，它为我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当然，我也错过了一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套四册的“顾准文存”系列，并排放在展桌显眼的位置，单看那素雅的封面，我几次都毫无理由地想买，但拿起来翻翻内容，我就知道自己肯定看不懂，只能知趣地放下。直到后来进大学时，好几位老师都在课上极力推荐顾准，我才豁然想起，我早就“认识”他啊！而那时这套书在旧书网上的价格对我来说已高得离谱，买不起了。

这家位于鞍山路控江路口的新华书店，如今还在，只是比我当年第一次去时小了许多，我后来也很少再去，我眼看着这家图书种类丰富的书店怎么一点点变小、萎缩下去，最后终于像许多其他的新华书店一样，以卖教材和文具为主了。

从这家新华书店沿着鞍山路向北，过锦西路，是我每次买完书回家时坐车的车站，在那个车站旁，也曾短暂地开过一个私人书店，书店有个很别致的名字，叫甲丁书店。店面顶多十平米而已，很小很小的一间，我喜欢它那份拥挤的温馨。老板六十岁左右，讲一口元气十足的北方话，每次站在书店里听他跟其他顾客闲谈，也是一种享受。他有时会支着一张小方桌练书法，有次去店里，他在那里临《兰亭序》，跟身边的一个朋友说，“蘭”很难写。我后来自己临《兰亭序》时，每次写到这个“蘭”，也会如临大敌——老板说难写啊。

我光顾这家书店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老板并不在意我。但也许是去得次数多了，竟也慢慢半熟不熟地认识了。记得是陈丹青的《退步集》刚出版的时候吧，书店的展桌上高高地摆了一叠，可我当时连陈丹青是谁都不知道，因被书名吸引，随手拿起一本翻了几下，没看出什么名堂。以前我来店里翻书，老板从不打扰我，但或许看我翻了半天不得要领，又或许是他特别偏爱陈丹青，那天他特意走过来，向我介绍：“陈丹青这本书很好，但如果你没读过他，我推荐你先读这本。”说时从边上的架子上抽出一本《多余的素材》递给我。谢天谢地，这是本散文集，我看得懂。当后来看见陈丹青被贴着各种标签给挂到网上的时候，我总是庆幸，幸好自己早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就已读到他的文章。依我的浅见，单论文笔的清通优雅，中国当代的专业作家里，也没几个比得过他。

我在这家小店里还买到了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我有段时间喜欢读民国文人的掌故，譬如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之类，偶然和老板聊起，老板却没有向我推荐他最有名的《顺生论》，反而推荐了他的《文言津逮》，这使我有点意外，现在想来，老板对书其实是有一套自己的见解的。我想我的阅读趣味其实就是在这家店里，在这种有意无意的交流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这家甲丁书店早已消失，老板后来也不知去了哪里，现在他应该也已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不知是否还在与书打交道。当我每次幻想一个理想书店该有的样子时，我总是会第一个就想到这家店，想起那位老板。是这家毫不起眼的小书店让我在很早就懂得，书店与读者之间，除了那种卖家与顾客的交易关系之外，其实还有另一种联系，书店更多的倒像是一个爱书之人和另一个爱书之人之间的纽带，后来又读到一些谈晚清民国时期旧书店的文章，才知道这种纽带一个世纪之前对我们而言其实还是一种常态，是我们早已失落的传统。

然而不幸的是，随后的几年中，我时常要面对的现实却是无奈地看着那些自己喜欢的书店渐次消亡。

二〇〇五年进大学时，我第一次独自逛完整个校园，就是骑着自行车在校区周围找书店。校门外有一家学人书店，我报到第一天就去办了会员卡。这也许是我光顾次数最多的一家书店，我在大学的七年里不敢说每天都去，每周去三次以上是一定的。许多人有泡图书馆的习惯，我却一直没有。我在书店待的时间一定长过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对这家书店熟悉到什么程度呢？文史哲的书籍，哪一本大致在哪个书架位置，我可以径直走过去自己找出来，根本不用问店员。我在这家书店买的书多到我自己都无法逐一列举，印象较深的是断断续续买了第一版的“周作人自编文集”，封面清雅，与后来重出的第二版简直天壤之别；还买到并不常见的《顾城文选》第一卷，买的时候还是刚出版的新书，却不料另三卷后来从未公开销售过，也是过了好几年才颇费周折地买到。二〇一〇年时，广西师大新出了陈丹青的《外国音乐在外国》，我站在书店的展桌前翻读前言，原来是《陈丹青音乐笔记》的再版，那本书我有。新版只是添了四篇散文及若干插图，于是在店里站读了一会儿，没买，并愚蠢地庆幸自己差点上当，买了已经有的书。直到几年后找来新版重读时才意识到，这本书真正影响我的恰恰是那四篇当初被我忽略的散文。另外因没买而错过的书，则有王佐良编选的原版《英国诗选》，王晓明一套三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以及——我真是不忍心写下来：钱锺书的《容安馆札记》一套三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它们各自在书店的哪个位置，仿佛唾手可得，却永远错失了。

离学人书店不远，有一家我甚至都不记得店名的私人书店，窄得仅容一人上下的楼梯店门，可怜地挤在一排租碟、炸鸡、美发之类花枝招展的门面之间，一不小心就会错过。我好几次走过头，再晕头转向地折返回来。书店在二楼，房间低矮，采光亦不佳，大白天也开着灯，四壁书架环绕，吱嘎作响的旧木地板踩上去格外使人惊心，非常的九十年代。我在这间少有人光顾的小书店里流连过许多个下午，游荡在书架边，从蒙尘的书册中大海捞针般找寻自己的目标，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来，光柱中似有灰尘安静地飞扬着。老板并不常在店里，看店的多半是他七十多岁的母亲，永远戴着老花镜坐在收银的小桌前织毛衣，这一幕也常常使我恍然如回到童年。我在那里买到《骆一禾诗全编》、一套四册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并差不多买齐了一整套的“回望鲁迅”研究丛书，当时我正迷恋汪晖，丛书里收有他的《反抗绝望》，我前前后后一共买了三本，也不知为什么；又买到一整套的《吴宓日记》，由老板热心地替我用绳子捆扎起来，我像是得了什么宝贝似的，一路兴高采烈地拎回寝室。错过的书呢，也是有的，一套四册的《刘文典全集》，犹豫很久，终究没有买；三联书店那套钱锺书挂名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我当时也只买了一本王韬的《弢园文新编》，错过了对我而言学术价值更高、其实也更感兴趣的《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和章太炎的《訄书》。

不妨编一个煽情的比喻吧：那本曾经被我们不小心错过的书，也许就像那个曾经被我们不小心错过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轻易忘记？当然，我知道，那些曾经错过的书，只要我不心疼钱，今天全都可以在旧书网上买到。但是，我更希望当年就买到它们，倒也并不全是因为钱：七岁时想要的玩具，最好七岁时就得到，倘若等七十岁时再得到，也许就不会有七岁的快乐了。——有些遗憾，其实是永恒的。

二〇一三年学人书店关门，那家不知名的小书店则在更早的时候就悄然匿迹了，一个堂堂综合性大学的校区周围竟然不能留有一家书店，不能不令人感叹。当然，我知道这并不是个别现象。譬如我较为熟悉的复旦大学，校区周围也曾分布着许多有意思的书店：鹿鸣书店、三人行书店、万象书店、博师书店、古月书店、复旦旧书店……当然也包括连锁性质的学人书店。今天，万象书店、三人行书店、学人书店都已不在，博师书店常处于歇业状态，鹿鸣书店也换了门庭，似乎唯有古月书店依旧当年模样。当然，我也知道，如果仅仅怀着一种凭吊式的感伤去追忆这些书店的消逝和凋敝，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时代使然，背后其实有着不可阻挡和违逆的商业逻辑。

今年年初，季风书店因各种原因关门打烊，网上为此很热闹过一阵。我对季风书店并无特殊感情，它搬到上海图书馆后，我因为每个月都要去图书馆还书借书，坐地铁离开前，顺便进店里走一圈。少有意外的收获，只记得买过一册加缪的散文，算是凑齐了他的全集。印象深的倒是德勒兹的一本《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前成摞地堆在展桌上，我竟然没有买。末一次去季风，象征性地买了本尤瑟纳尔的小说，算是告别。最近两次去图书馆还书，匆匆路过书店原址，看见卷帘门拉着，仿佛这里从不曾有过书店的样子，我也并不觉得怎么可惜。这些年，从我记忆中消失的，又岂止季风呢。

最后，倒是可以谈谈我另一段关于书店的特殊经历。这次我不是顾客，而是店员。

二〇一五年五月，我前往位于虹口区提篮桥附近新开的建投书店（现称“建投书局”）面试，居然通过，次月开始去店里上班。记得第一天上班，居然到早了，于是在地铁站里稍坐片刻，呆看眼前匆促往来的人群。

现在回想书店的经历，简直奢侈，像做梦一样。以前作为顾客，在各个书店转来转去，现在是作为书店的员工，感受当然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像你曾经无数次坐在剧院里聚精会神地看戏，可是戏再好，你能看见的也只不过是台上的一幕幕瞬间；但忽一日，你被允许领到后台去瞅一眼，不，你甚至成为了后台工作的一员，你会在那里看到观众永远看不到的东西，或者说，经历你不曾经历过的事。

早班，自己开店门，看着空无一人的书店，那么多书安静而整齐地排列着，幼儿园孩子似的，不知在等谁领回家。我每天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开店前将展桌上的一盏盏台灯逐一打开，看它们渐次亮起，混沌初开似的，照亮桌上的图书，或在夜晚关店时分，将台灯逐一关闭，看书店隐入黑暗。我那时常想，你来书店东看西看，终于买了一本书带回家，殊不知，那本书其实也在等你。

哦，当然还有把新书一本本放到展桌和书架上，这也许是作为书店的顾客永远无法体会到的感受。选择采购哪本书，采购来之后放在哪个位置，怎么调整，怎么以推荐的姿态陈列出来，这一系列的过程都好像是那么必然而其实那么偶然；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其实可以是无限的意思。顾客永远只能看见那些书那么理所当然地竖在书架上，而这背后看不见的似有若无稍纵即逝的心思，能体会么？这倒是有点像我们去博物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被精心陈列在玻璃柜内的一个个展品，而我们看不到的，是这些被柔和的灯光所照着的展品各自背后的故事，它们曾经经过多少人的手中，如何几经曲折，兜兜转转而终于没有湮灭于时间的长河，最后万分侥幸地被放置了在这里。

有些感受，单是这么凭空讲出来其实也无甚稀奇，但我自己倒真是在书店工作了以后才真切体会到。譬如读书，这无疑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但你把阅读经验说给别人听，这等于在公布内心，什么感受呢？——那是我刚在书店上班不久吧，傍晚，有两个女孩来结账，正当我在手忙脚乱地操作收银系统之际，其中一个女孩突然开口问道：“你喜欢看谁的书？”我一愣，好问题，我有自己的答案。但那一刻，倒是真给问住了，只能迅速地敷衍一句：“稍等一下，我先结账，过会儿回答你。”然而结完账我转身又去忙别的事了，随即忘记了这意外的一问，再想起时，她们早已离开。我心里怏怏然，总觉得自己有失礼貌。隔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在靠近店门旁的一个书架边理书，转头隐约看见有顾客要进来，于是过去顺手帮她拉开店门——抬头一看，真是天意，那位顾客正是前几日那个问我问题的女孩。过了一会儿，我瞅准了一个时机，走过去，斗胆问她记不记得前几天问我的那个问题，她笑说记得，我于是放下心，告诉她我的答案。什么感受呢？像是终于了却一桩什么不得了的心事，弥补了原已不抱希望的遗憾。我后来也不止一次遭遇客人问我，能不能推荐什么书，当然，尽力而为，因为这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我曾经长久地以为一家书店最重要的是书，书的品质决定了书店的质量；但我现在愿意认为并且相信，一家书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人。

我在书店里的同事，有些现在仍然在书店行业工作，有些则像我一样已经离开，有些同事后来成为了我生活中的朋友，我依然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些则自始至终都仅止于萍水相逢的点头之交，我们早已不再联系。那些不再联系的人，我已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此刻正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各自会怎样评价他们在书店的这一段经历，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记得或在意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但我总是会忍不住想，有一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曾牵引着我们这群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相会于这家书店。当然，我同事里有在书店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人事的更迭与流动，可能早就见怪不怪了吧。我知道，我的小小感慨，其实终究是外行人的感慨。

前段时间有位店里的同事离职，几个人相约吃过午饭，我陪着回店里。有位从前的同事见了，开玩笑地问我：“怀旧之旅吗？”哈，这一下倒是问得我很难为情，仿佛被她戳穿了什么诡计。是啊，也许吧。可是，怀什么旧呢？我也不知道。我和那个即将离职的同事两个人在店里转来转去，我时不时地从书架上取下一册书翻翻：“我在店里工作的时候，这本书就在了。”我们就这么一路指指点点，谈论着许多店里很早以前就采购进来的书，仿佛在细数这家书店并不为外人所知的成长，角角落落都是从前的记忆。我自己选了半天，最后挑了一本哲学书，结账、付钱、收好——像所有其他的顾客一样。

奇怪，我总是会记得那些毫无意义的时刻。二〇一六年三月，原先三层的小书店暂时歇业，预备装修扩展成大店。闭店那天众人忙完时已是凌晨，准备关门之后大家一起去吃东西。我站在店门口仰看撤场清空后的书店，心里说不出的感受，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这么观察过它——书店里一本书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在夜色中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静默着。

我不知道下一次再去是什么时候，大概会像沈从文在《边城》的结尾写的那样，也许明天，也许永远不。出于连自己也很难说清的心理，我长久以来都不太愿意再回到店里，就像一本你少年时读过的书，时隔经年，有时候真的没有勇气再去重读一遍，生怕那些留在你记忆里的印象遭遇覆盖或篡改。换了工作后，我上班途中依然会路过提篮桥，好几次地铁驶进站内，停下，车门打开，我看着周围到站的乘客鱼贯而出，会有一瞬间的走神——以为自己也该下了。当然，理智随即提醒我，消解内心这片刻的荒谬。

不过，我心里倒是一直蓄谋着一个既浪漫又无聊的想法：很久以后，等这家书店里不再有我认识的人，我会挑一个时间，自己一个人偷偷来看一眼，没人认识我，没人知道我和这家书店的关系，完全陌生。我也许会来店里坐一坐，默想自己曾经在这里遇到过哪些人、哪些事；遇见了什么，错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关于书店，另有许多话题其实属于商业范畴，对此我完全外行，所以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能够讲述的，不过是自己的一些无用的私人经验而已。但每个去书店的人都有自己的经验与记忆呀，用得着听我来说么？除了那位不幸需要替我这篇文章排版的编辑，不得不为了工作而忍受我如此漫长的絮叨，我不知还有谁有耐心读到这里。那么，倘若哪位居然耐心地看完了，感谢之余，我倒想问一句：今天，你还去书店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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