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12种财富基因

如同把企业家与盈利联系在一起，人们总喜欢把作家与出名联系在一起。这种来自生活的习惯视角没什么值得挑剔的。我以为，这正好又一次说明了，“财富是受一定思想左右的资产和能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这一概念的生活基础。财富的两个基本元素——物质与精神的相互浸透，形成了有用物，达到能够释放创造能量的程度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定规模，在这样的财富天地之中，作家就是十分活跃的财富主体之一。为什么？作家一方面消费财富，吸收了传统的精髓；一方面又创造财富，贡献出新的作品去影响社会。

置身于这样的财富认识来看待作家的涵养问题，就必然有一个境界的诉求。出名，有好名与恶名之分，恶名具有破坏性，不属财富范畴，好名具有积极的影响力，是财富天地中的分子，作家境界的高与低决定着自身财富价值的高与低。从纯文学角度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种作家境界的高尚标志。

诺贝尔文学奖存在许多忽视东方财富活力的遗憾，毕竟，它每年授奖的作家只能一位，而全球能够达到获奖水平的作家决不止一位，但是，它这一百多年来所授予的得主却基本是令人敬重的。因此，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情况来分析文学的财富基因是有价值的。

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情况做了一个罗列，从他们的获奖理由中分析出重复量较大的一些概念，就会发现许多涉及文学财富基因的意趣，至少可以提炼12个关键词。

一、理想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基调。诺贝尔在遗嘱中写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应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诗人普吕多姆，其获奖理由便是认为，普吕多姆的作品“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惠的实证。”此后所授予的多位作家，在理想倾向上的评语，多用“高尚”“高贵”“高超”等字眼进行修饰。比如，1917年，丹麦作家耶勒鲁普的获奖理由就是：“因为他多样而丰富的诗作——它们蕴含了高超的理想。”确实，理想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精神需要，没有理想倾向就没有激情，没有理想的崇高就没有作品的进步意义。

二、民族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是面对全球颁布的，可是它非常强调作家的民族性。1904年，对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的颁奖理由是：“他的诗作蕴涵之清新创造性与真正的感召力，它忠实地反映了他民族的质朴精神。”1924年，对波兰作家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授奖：“我们颁奖给他，是因为他的民族史诗《农夫们》写得很出色。”强调的都是民族性。在对莫里森（美国）、伯尔（德国）、川端康成（日本）等十余位作家的颁奖中，甚至直接点明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体现了他们所在国度的民族精神或特征。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态度，验证了“越民族越世界”的格言。

三、传统

对传统的尊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出特色。1904年，对西班牙戏剧家、诗人何塞·埃切加赖的颁奖理由是：“由于它那独特和原始风格的丰富又杰出，作品恢复了西班牙喜剧的伟大传统。”从中可以看到传统的重要性。任何优秀作品都是对传统的延续。一个离开了传统的作家就会缺乏民族根基。同样，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授奖，是因为他的“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在这里，传统是一种美的力量，是崇敬的对象。

四、创新

与传统相应的是创新。中国迄今仅高行健一位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得奖理由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显然，表彰的是高行健的创新成果。创新是作家的灵魂，在文学天地中，模仿与重复都是可耻和卑贱的，惟有创新才能赢得尊重。1930年，美国作家刘易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得奖理由是：“由于他充沛有力、切身和动人的叙述艺术，和他以机智幽默去开创新风格的才华。”1948年英国诗人艾略特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理由只有一句话：“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五、灵感

灵感是作家的先天因素，但后天的的运用却是一种才气，是否善于捕捉灵感，成为作家创作能力的重要因素。诺贝尔文学奖对灵感十分重视，正是文学客观规律的反映。比如，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爱尔兰诗人叶芝，颁奖理由是：“由于他那永远充满着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强调的正是灵感。同样，1903年，对挪威戏剧家、诗人、小说家比昂松的颁奖理由也是：“他以诗人鲜活的灵感和难得的赤子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丽而又缤纷。”

六、想象力

想象是作家的创作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想象力意味着创作能力。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想象力的倚重十分突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英国小说家、诗人吉卜林，是因为“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四句评述中，包含了想象的独特。1909年，对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颁奖理由也突出了想象力因素：“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七、技巧

创作技巧的娴熟度是作家境界不可或缺的涵养要素，诺贝尔文学奖对此相当重视。创作技巧问题多次成为颁奖理由。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他的获奖理由是：“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1954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获奖理由也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这句评语说的正是创作技巧的作用。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冰岛作家拉克斯内斯斯，他的得奖理由也是因为创作技巧：“为了他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生动、史诗般的力量，使冰岛原已十分优秀的叙述文学技巧更加瑰丽多姿。”1913年，对印度诗人泰戈尔授奖的原因就是“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

八、洞察力

作家的洞察力可以给作品带来独到的思想深度，诺贝尔文学奖对作家洞察力十分强调。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给法国作家、评论家纪德，授奖理由就是：“为了他广泛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1962年，对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颁奖理由也是：“通过现实主义的、寓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感观察。”1980年，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获奖理由是：“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2001年，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获奖理由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2017年石黑一雄的获奖理由是：“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九、学识

对学识的重视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判作家成就的一个要素，对作家而言，学识是提升境界的重要途径。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对意大利诗人、文艺批评家卡尔杜齐的授奖，是“由于他精深的学识”等原因。1951年，瑞典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帕尔·费比安·拉格奎斯特的获奖理由是：“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的疑难寻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这说的也是学识问题。作家的学识经常体现在对文化的处理。诺贝尔文学奖十分关注这样的学识表现。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尼日利亚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索因卡，授奖理由是：“他以广博的文化视野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1992年，圣卢西亚诗人沃尔科特的获奖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是其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

十、道义

作家应当具有正义感，热爱生活，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在对生活的反映中体现道义。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所强调的。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授给德国哲学家欧肯，是因为“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对思想的贯通能力、他广阔的观察，以及他在无数作品中，辩解并阐释一种理想主义的人生哲学时，所流露的热诚与力量。”1915年，对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授奖，也是基于他的道义表现：“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诺贝尔文学奖对道义的这种重视，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逐渐地转为对正反两面冲突的关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法国的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原因是：“表彰他所写的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理由是：“由于他在描述历史与传记方面的造诣，同时由于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的价值的光辉演说。”1990年，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获奖理由是：“他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开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并体现了完美的人道主义。”1997年，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的获奖理由是：“其在鞭笞权威，褒扬被蹂躏者可贵的人格品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堪与中世纪《弄臣》一书相媲美。”

十一、心灵自由

心灵自由是作家境界的特色。作家可以被现实生活所围困，可是心灵不受现实羁绊。诺贝尔文学奖对此也是给予了关注的。1974年，瑞典作家埃温特·约翰逊的获奖理由是：“以自由为目的，而致力于历史的、现代的广阔观点之叙述艺术。”而在众多的授奖理由中，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心灵自由的字样，但是颁奖理由的字里行间，无不从骨子里透露着对心灵自由的表彰。

十二、风格

对风格的追求是作家境界的天然，诺贝尔文学奖对此颇为关注，它在所授的101位作家中，大约有四位是由于风格的原因。1909年，瑞典作家西尔玛·拉格洛夫的获奖理由是：“由于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1946年，德国作家黑塞的获奖理由是：“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1977年，西班牙诗人梅洛的获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西班牙抒情诗的传统和吸取了现在流派的风格，描述了人在宇宙和当今社会中的状况。”2002年，匈牙利作家伊姆雷的获奖理由：“表彰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画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