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中、美、德等国古生物学者宣布，他们在中国四川古蔺县椒园乡下侏罗统地层中发现了一批恐龙足迹。这些足迹不仅是新发现的物种，也是中国乃至亚洲首次记录蜥脚类足迹的新属。为了临摹悬崖上这些足迹的形状，刘建和队友们在40℃的高温下，“挂”在悬崖上50多个小时，他还曾从20米高处滑坠下来。为感谢刘建为考察做出的贡献，科学家们将新发现的足迹命名为“蜀南刘建足迹”。
　　
　　在中国，专门研究古生物的专家屈指可数，如果仅靠几位专家用脚步去丈量大地，从而获得大量野外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遍布全国的“化石猎人”就变得尤为重要。“化石獵人”泛指“半专业化”的地质考古爱好者。近年来，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周围不断有所发现，这给中国古生物研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刘建还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时，他和小伙伴在沙河边玩耍，看到一块非常漂亮的石头，纯净的黄颜色，油光水滑，像玉一样。
　　
　　心生好奇的他，，把石头带到地质学院古生物馆的老师那里，求验证和答疑。老师告诉他，这是一颗马的牙齿，来自几万年前，经过岁月的沉淀，形成了化石。自此，这颗马的牙齿成为刘建开启化石世界的一把钥匙。后来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古生物学以及相关的地质学知识，并向中科院的科学家、博物馆的专家请教学习。
　　
　　刘建是成都人，曾服役于黄继光部队，是世界上第一位完成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和北极极点）极限探险的记者。工作之余，刘建最重要的事情是寻找化石。
　　
　　2009年，刘建到斯瓦尔巴群岛探险，在宾馆的楼梯旁，堆着一堆石头。一眼看见，刘建就知道肯定是化石。“从颜色上说，符合沉积岩特征，而且楼梯口不会莫名堆着一些石头。”后来证明，这些正是虫迹化石。
　　
　　在圈子里，能找到化石，不算高手。一块精美的化石，重在修理。化石圈子有这样一句俗语：“3分找，7分修。”走进刘建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茶几上的两架显微镜。各种规格的刻刀，充电的、普通的，甚至还有辅助工具——吸尘器。在他跃层的楼上和楼顶的储藏室，摆放着上千件化石。
　　
　　遇到一块复杂的化石，修起来那可是几个月的事了，常常修到手发软。先用地质锤把外围的石头敲掉，然后用电刻刀，顺着化石的形状修理。再往细致处修，就要放到显微镜下，怕被修坏（这是常有的事），需要无比的谨小慎微。
　　
　　在外行看来，眼前就是一块笨重的石头，但在猎人们的眼里，那可是宝贝。慢慢修，露出眼睛、鳞片、尾巴……在一双巧手下，一万年前，那鲜活的生命就跃然眼前。
　　
　　在成都，化石猎人们会一起找化石。2011年，他和3个朋友去广元。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刚被炸药开采过的地方，他们爬上去后，险些摔下。其实每一次找化石，他都会弄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搬着重重的石头下山。虽然负伤，但是他很开心。
　　
　　一份爱好若融入血液，便成了一种固有的生活方式，离了它，生活便如嚼蜡，食而无味。这是一份旁人不能理解的浪漫，只有当你触摸到远古生物的肌肤，甚至能感知它的呼吸和脉搏，才能深切懂得，“化石猎人”们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