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授）

作者：张 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授）

对作家创作成绩的界定，是文学品评和文学史研究的一项根本任务。这种界定，很洪流平上是通过比力的方法来完成的。文学史研究者将某位作家与他的先辈作家、同代作家及后代作家加以比力，从而确认他在创作方面所到达的高度。这种比力范畴固然遍及，但还是有肯定的限定。它通常都是差别作家在同一文体上的比力，也可以是同一作家在差别文体上的比力。前者如苏轼诗与黄庭坚诗、苏轼词与黄庭坚词的比力，后者如苏轼诗词之间的比力。但不太大概是差别作家在差别文体方面的比力，比方将苏轼词与黄庭坚诗举行比力。这既缺乏学理依据，也没有须要性和可行性。文学研究中但凡雷同的比力，每每都是为了阐明二者题材、气魄气魄、技法之间的关联，而不是为了评判创作程度的高下。

对差别作家在同一文体上的比力，最少在汉代就已出现，如《史记·屈贾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就已经是一种既天然又纯熟的品评思绪。对同一作家在差别文体上的比力，就显着要晚得多。六朝时期虽也有文笔之辨和沈诗任笔如许的判定，但文体种类终究相对不多。唐代律体的定型意味着中国文学格律期间的到临，古代文体种类亦趋于繁多，对付文人而言，毕生都只选用一种文体举行创作险些不大概，多种文体都很善于又难度太大，因此文人笔下的种种文体在创作水准方面每每存在差别，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就曾以杜甫为例来阐明这一点：唐人诗无论大家名家，不能诸体兼善，如少陵绝句，少唱叹之音。（《唐诗别裁集·凡例》）基于这种环境，品评家们开始饶有兴致地将同一作家在差别文体上的艺术成绩加以比力，比方诗文之间：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苏轼《记少游论诗文》）诗赋之间：刘禹锡……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苕溪渔隐丛话》）诗词之间：（陈）师道诗冥心孤诣，自是北宋巨擘。至强回笔端，倚声度曲，则非所善于。（《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比力也可以是在诗体内部，比方五七言诗之间：盛唐长五言绝，不长七言绝者，孟浩然也。长七言绝，不长五言绝者，高达夫也。（《诗薮·内编》）古律体诗之间：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临汉隐居诗话》）

本日看来，我们大概并不完全认同这些品评家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但此中透暴露的品评见解和品评视角，却非常值得留意。对付差别文体成绩差别的缘故起因，品评家们起首归结为作家创作才华的不均衡。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就说属文之体，鲜能周备，《四库全书总目》中也重复夸大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逐一叱责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固不必事事第一也。归根结底，这着实还是作家创作本性与文体范例契合程度的题目。作家的创作本性，是由他的艺术才华、审美情趣、人生阅历、写作履历等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文体范例则更多是某种文学情势要求和文学语言规矩，受到汗青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制约，种种文体都有本身奇特的审美特质与文体气魄气魄。创作本性与文体范例契合程度越高，作者在这种文体上表现就越出色。唐代韩液如许表明善作文者与善作诗者的差别：体者性之裁，工者分之专。故清而近者宜于诗，博而瞻者长于笔。（《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顿丘李公墓志铭》）钱振锽《谪星说诗》中也以陆游为例来阐明这个原理：放翁飚举电发，运笔急疾，然宜于七古而不宜于五古，以五古之气宜缓宜宽，不比七古句长体博，无所往而不宜也。

除了作家才性之外，品评家们另一存眷的核心是期间。清代朴学大家焦循《易余籥录》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闻名的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俯仰由人者耳。也就是说，文体如同凡间万事万物一样，有着肯定的盛衰规律。对付新兴的文体而言，它处于发达生长的上升期，采取该文体创作的作家更轻易表现得良好。过了这个阶段之后，该文体就转入了停滞或阑珊期，作家也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成绩。根据焦循的见解，唐代五古不能与汉魏六朝五古相比，宋诗不能与唐诗相比，由于它们都属于馀气游魂，只不外承袭前人余绪罢了。从如许的标准出发，对付某位宋代作家而言，，其诗不如词的大概性就很大。王国维也持同样的见解：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期间。……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还将以上两种见解综合了起来，对这个题目举行了较为全面的答复：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为元曲冠冕。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敷为稼轩跟班。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王国维以白朴词为例，指出了期间制约和才性差别对创作成绩的影响。

品评家们对同一作家差别文体创作成绩的比力，有着其内涵机理。众所周知，对付作家创作成绩高下的比力，是文学史研究的根本任务，但这种比力通常限定于差别作家在雷同文体的创作方面，比方李杜优劣论，重要是李杜诗优劣论。这是由于差别文体有各自差别的范例，原来很难直接比力高下，如同体育比赛中不能直接将跑步和跳高相比一样。因此跨文体比力与其说是比力作家对差别文体把握的纯熟程度和到达的艺术造诣，不如说是比力这两种差别文体创作成绩在文学史中的职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就道出了这种比力的原理：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外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平生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依照陈廷焯看来，苏诗在诗中处于上品之中、下，这是将苏诗与他人诗作相比后得出的结论；苏词在词中处于上品之上，这是苏词在词体生长史上的位置。显然，诗之九品与词之九品是两个平行的体系，但人们会默认二者是对等的，如许苏诗和苏词就可以比力高下。

与此相干联，品评家们也认识到，在作家所利用的种种文体中，每每会有一种居于上风职位，作家对它最为喜好，在这种文体上的创作成绩也最突出，作家笔下其他文体都出现出向这一文体靠近的趋势，从而造成文面子貌之间的相近。也就是说，能影响他者的文体，创作成绩更高；受到影响的文体，创作成绩则相对低一些，比方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李复《与侯谟秀才书》）。这种文面子貌的相似，在创作中好像带有某种不自发性，如苏词如诗，秦诗如词，此盖意习所遣，自不觉耳（程钜夫《题晴川乐府》），韦应物律诗似古，刘长卿古诗似律……亦因性所便，习而使之然耳（《七修类稿》）。所谓意习所遣习而使之然，指的是受作家独占的创作本性、创作气质和审美意见意义所驱动，天然表暴露的某种创作倾向。比方苏轼本性洒脱旷达，诗风清雄，富于奇趣，词作出现出雷同诗的气魄气魄；而秦观本性多情，易于伤感，诗词气魄气魄都较为柔婉，诗也天然像词。说到底是作家的才性决定了他更适宜于写哪种文体，其笔下的其他文体就有大概向这一上风文体靠拢。

作家笔下种种文体创作程度不同等，但读者通常最存眷的是他最善于的文体，并很天然地据此将作家划入墨客词人或散文家的行列。得到如许的名号，固然并不意味着作家不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刘辰翁《辛稼轩集序》中说：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也就是说辛弃疾并非不会作诗，只是没有将诗作为小我私家的积极方向罢了。昔人所说的以诗名世以词名世，就带有这方面的意味。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云：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别的技耳……而世俗但称其歌词。就以为张先的诗也非常高超，但痛惜诗名为词名所掩，故而不为众人所知。宋末墨客方岳也慨叹道：山谷非无词，而诗掩词；淮海非无诗，而词掩诗。（《跋陈平仲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标举的今代词手秦七、黄九，还未等宋朝竣事，就已分属墨客和词人两个阵营。而时至本日的种种文学史论著中，还是视黄庭坚为墨客，视秦观为词人。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则为精者所隐；一术太长，则六艺皆通，悉为人所不道。这是通达之论，也可以用来表明上述文学征象。

墨客词人等称呼简竖立，代表了社会对付作家创作身份的认定。只管偶然这种认定并不完全切相助家本人意愿，但作品传播开来既成究竟后，也就只好无奈地担当了。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到处歌颂（《清波杂志》）。柳永以词名世，也由于词名太盛影响到了科举及第，着实他原来可以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避暑录话》云：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更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

品评家们在明清时期还将同一作家笔下全部文体的创作成绩加以比力，从而倾轧序列来。比方《四库全书总目》中如许评价陈师道：词不如诗，诗则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则七言不如五言。这种思绪假如借用数学中的不等式来表达的话，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陈师道）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五绝、七绝>词。明代王世贞也以为：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鲁直书胜词，词胜诗，诗胜文。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艺苑卮言》）王世贞的评判大概并不公允，最少黄庭坚的诗就更胜于他的词，但却表现出试图总体把握作家创作成绩的一种积极。

文学中的比力原来就无法离开主观性，品评家各有所好，评判的高下肯定不尽雷同。对付跨文体创作成绩的比力而言，主观性好像更强，差别的读者会有完全相反的见解。王称《书舟词序》中有如许的记录：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余顷岁游都下，数见朝士每每亦称道正伯佳句，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偶然这种比力得出的结论会显得荒诞可笑，如钱振锽以为杜五律胜七律，七律竞无佳者（《谪星说诗》），与杜甫的创作实际和诗歌史上的定论完全相反，真让人猜疑他的诗学眼光。具体到作家本人，也大概表现不认同社会上的广泛评价。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讲道：张东海汝弼草书名一世，诗亦清健有风致。……尝自评其书不如诗，诗不如文。又云大字胜小字。予戏之曰：‘好汉欺人每云云，不敷信也。’张弼草书的成绩极高，但他甘心说本身的诗赛过草书，李东阳说他是好汉欺人。简直，这恐怕是某些作家夸大其辞、突出自我的一种做法，时至本日依然可以看到。

品评家们也认识到，既然作家在差别文体创作方面出现出的才华差别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应该对其加以公平评价。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中说道：论人者无以短而弃其长，亦无以长而护其短。自论则当于长处出奇，弊端致功。也即对付作家而言，应扬长避短；对品评家而言，应黑白兼论。同样是针对难以兼善这一题目，南宋大儒叶适则盼望通过编纂文集时存优删劣的要领加以办理，他在《播芳集序》中指出：昔人谓：苏明允不工于诗，欧阳永叔不工于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句，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此数公者，皆以笔墨显名于世，而人犹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难也！夫作文之难，固本于人才之不能纯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兼收备载，以是致议者之纷纷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长，则数公之文当不容议矣！叶适以为，人才之不能纯美无法克制，但编撰文集时编者对作品弃取却拥有主动权，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严加甄别，去粗存精，如许就可以保全作者的隽誉。在后人看来，叶适所言颇有削足适履之弊。但对当时文人而言，却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战略。

《灼烁日报》（ 2022年07月25日13版）

泉源： 灼烁网-《灼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