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70后’的作家来说，前面有‘50后’‘60后’作家赶着，后面又被‘80后’作家追着，特别是当‘80后’作家崛起的时候，既是代际讨论最如火如荼的时候，又因为几位具有明星气质作家的出现占据了‘高地’，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使得‘70后’作家在某一时期有种被冷落的感觉，但现在已经听不到这样的评论了。”评论家汪政的这番直观感受，也是许多人曾经对于“70后”作家的集体印象。这种印象，在评论家何平眼里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在他看来，以前的写作某种程度来讲是独处的创作，到了“70后”登场时，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写作进入了一个交际时代，从文学杂志展开代际讨论、开辟专属“70后”的写作阵线，到媒体盛传一时、颇受争议的“美女作家”名称，及至当下互联网的分散传播，各种传播因素始终贯穿在他们的写作过程中。“就五位女作家的写作而言，她们写作出场的时候是‘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经验已经不够用的时代，也是媒体不断介入的时代，可以说是批评和写作共同塑造了这批作家。”

随着年岁渐长和写作经验的成熟，“70后”作家中不少人已经交出了自己创作生涯中较为重要和代表性的作品，曾经被认为“尴尬的一代”，如今已经逐渐成长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写作中，能够逐渐感受到一种文化的自信，起码在座这几位女作家较早就开始了有价值、有意义、有深度的写作，这种写作立场的确立非常值得肯定，这也是她们区别于‘80后’乃至其后作家的所在。”汪政认为，这种自觉的立场确立和文学承担格外重要：“若干年以后，我们再来看当下的写作，就会发现，只有对这个世界给出自己的回答、给出自己的判断、亮出自己的立场，恐怕才是一个作家留给世界和文学最高、最大、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的标识度。”

“这是一个迟到的研讨会。”在评论家张柠眼里，五位女作家写作的意义实际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呈现：“当‘70后’的她们拿起笔来写生活时，之前波澜壮阔、厚重的历史已成为间接知识，而不是直接经验，她们所直面的是生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中国日常生活。”对于日常经验的关注，也是这五位女作家写作中最大的共性。相对于以往多倚重于“大”的书写，她们的书写从某个角度填补了文学史中经验的匮乏。他认为，整个文学叙事里，包括《家》《春》《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关注的是家族而不是家庭，家庭生活在叙事之中几乎没有展开。“人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展开的这一点，在之前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一个容器承载。家庭，或者说城市生活成为她们叙事的一个基本容器，承载着对于日常经验的描摹，这是她们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与1980年代的文学相比，虽然当时的文学存在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张柠认为，许多作家的小说中没有物质世界，而更近乎于观念世界，而在这几位女作家的笔下，人物、故事、情节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结合的。“在她们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是在物质层面展开，而不是空想的，食物、服装、背包、摆设、鱼缸、沙发……这些物质的丰盛性与张爱玲小说中大量物的呈现是能够接上头的。所有的一切都附着在物的表面上，使得她们的叙事非常‘实’，不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理念。”由宏大转入日常生活的细微描述，是否意味着宏大主题的消解？在张柠看来，与以往相比，宏大主题在这些“70后”作家的书写中由“简单粗暴地集中在某一点”分解为许多感官来承担：“比如舌头、眼睛、鼻子、触摸，用各种器官承担宏大主题以往承载的东西，它变成了你需要全身心地感受才能感受到它的妙处，而不是简单地阅读。这也许是以她们为代表的一批人写作中的某种特性。”

在对于代际问题的探讨上，也曾有人提出，作家各有各的特性，也具有很高的写作辨识度，代际探讨究竟是否有意义？评论家洪治纲表示，谈论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共性和个性的问题，人并非孤立于世，而是文化的存在，历史的存在，这决定了一代人之间有许多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在“70后”这些作家的身上就以日常生活书写的方式展开。也许更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日常书写在这一代作家身上突然复苏，而且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洪治纲认为，这涉及到整体当代作家对“人”的重新认识：“以往文学中的人多是大写的人、非凡的人、历史的人，这会造成写作中对于日常生活、家庭叙事的剥离。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们开始建构对人的科学理解，所有生活开始合理化，成长于这期间的‘70后’作家非常清晰地接触到日常生活的建构时代，而各种被遮蔽、错位的东西慢慢开始呈现，并成为她们的关注点。所有历史的浩波巨澜都在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生活每一次的变革通过看不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变革。”

Q2

以充满个人特质的书写“如莲盛开”

五位女作家的写作，虽具有时代和社会发展所赋予的共同底色，但当切近她们的个体写作时，正如研讨会主题所指，每一位作家都以充满个人特质的书写“如莲盛开”，亭亭玉立于中国当代文学长卷中。身处最早关注“70后”作家群体的文学杂志之一，《南方文坛》主编、评论家张燕玲一直关注着这几位女作家的创作成长：“在魏微和黄咏梅的写作中，非常善于从平凡生活中发现缕缕真相，平和、沉静，内敛节制，而内应着批判。魏微长于在法理临界点去挖掘人心和人性，这种勇敢是以大沉静为底色，散发着自内而外的从容、淡定，对于生命宽度和深度的刻画精确而疼痛；黄咏梅的写作充满热情，但热情下却是有大寂寞的，每个人物的坚守都是一种深刻的孤独，她笔下具有对人性和现实的一种深度洞察。”通过笔下人物，青年评论家徐刚认为黄咏梅呈现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她的写作有非常决绝、令人震惊的一面，又有一种非常微妙的纯真和特别具有诗意的一部分。”

在朱文颖的写作中，评论家顾建平感受到的是摇曳生姿与生机勃勃，他借用《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的评价，认为“她的叙事风格冷静，处变不惊，背后却潜藏着波澜万丈的心事”，而在近期《春风沉醉的夜晚》等作品中，更具社会意义的主题也显示出她对于写作的再度思考和重新出发。在乔叶的创作中，洪治纲所见的是对于人性的凌厉呈现：“她的写作，比如《认罪书》，会让你感觉到日常生活隐含着我们这个社会时代各种观念巨大的错位和巨大的颠覆性。”这种颠覆性，在顾建平看来是更大的书写可能：“从非常扎实的生活展现，到充满可能性、时常带给人陌生感和新鲜感的创作，乔叶提升着自己的写作难度，也正在超越自己的经验，开始职业化的写作。”与乔叶对于书写疆域的持续拓展不同，鲁敏近年来则更专注于精耕细作的写作。“鲁敏近年来的写作是一种挖掘式的写作，她持续关心着当代都市人的精神征候群，或是一种精神疾患，并对此用自己的笔进行深入剖析和诊断。”何平表示。

Q3

“进入到更广大的、更开阔的写作境遇里”

在多位评论家的阅读感受中，从经验性、个人性的写作，转向更深的意味、更广的主题创作，是这些“70后”女作家在近年来的写作中呈现出的主要变化。“可能这一代作家都在考虑抛弃‘有我’的写作，转向‘无我’的写作，进入到更广大的、更开阔的写作境遇里。这可能是魏微在写作上放缓脚步、黄咏梅向很多现实问题的进发，包括鲁敏对缺席的、无意义题材的关注，以及乔叶对历史的挺进方式等等，都是在寻求写作上的自我生长。”评论家申霞艳表示。在将视线集中于性别意识时，她所读出的是女性写作在这些年来的发展和变化：“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到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最大的一个共同追求就是男女平等、自我独立，但到了‘70后’的写作中，这种意义可能降低了。”

在将“70后”女作家对比于“50后”“60后”女作家时，作家徐坤也有类似感受：“最初定义中国的女性写作时，切入包括陈染、林白等作家的写作中，她们的共同表示是夺回女性的话语权，以女性的身体修辞学为基础，从女性自身的眼光来打量自己，而不是从男性的角度作为镜子来照见自己。而这一代‘70后’作家的作品中，这种修辞学的符号不再那么强烈，更多看到的是平视的姿态。”在申霞艳看来，这种变化也许来自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女性所拥有的更大自信，女性在受教育、就业、包括走上写作道路之后所感受到的是与前辈作家不一样的氛围，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对峙、反抗以及对于欲望的书写不再承担那么大的意义，她们转而尝试摆脱个人经验和个人色彩，努力去理解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整体的女性写作里面，都呈现了旁观者的冷静、客观，呈现了对历史主题从边缘去撬动的那种努力。”申霞艳认为，“当物质独立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时，‘70后’女作家的写作在整体上拥有一种开放的美学原则，这其实伴随着女性精神的独立，以及主体性的丰满，这是她们写作中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35岁左右，我们真正的青春期就结束了，所有天赋带来的才华、意志、品行，都已经在此前的写作中使用完毕了。下面的过程其实凭借的是自己的学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甚至是对庞大的知识系统的重新梳理而走下去的。”评论家黄德海提出的疑虑，也是正值盛年的“70后”作家们所共同面对的情况。无论是向内的探索，还是向外的拓展，她们都在以不断地写作尝试叩问更为明朗的前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张柠的想法：对于仍在写作路途上漫漫跋涉的她们而言，到底是否要抵达，还是永远悬置在中途？朱文颖的回答也许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她们的心声：“随着我们年龄、阅历以及阅读和写作的经验逐渐增长以后，我们到达了另外一个视野的阶段，如何找到另一个贴心的、清晰的、也能承载更大背景的‘我’，是我们在今后的写作中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