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投影在名字上的宿命感，神秘地定义了他的存在。‘魆’字里隐含了稍纵即逝的时间，表达深刻的程度，以及鬼魅的形象，都凝聚成为他的文学世界里，一间充满诡异的写作的房间。”评论者周瞳的这段评价，或可带领我们一窥《西湖》杂志2018年第三期新锐路魆的某些写作面貌。诡异、恐惧、禁锢、救赎、承担，成为路魆小说中几个显著的关键词。

2009年的一天夜里，路魆躺在学校宿舍床上，惦念着家里生病的祖母，一边看着天花板，朦胧中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他心里一惊：啊，祖母应该是去世了，回家后知道她的确去往了天国。童年时的死亡恐惧，加上即将成年时的死亡困惑，成为了他开始更深入阅读，和尝试写作的推动力。由此，他的小说一直在梳理一个问题的答案：对抗死亡和焦虑的能量，是要多么强大，才可以抵达作为人的胜利呢？

“灵肉双生、亦相互厮杀的内在矛盾”是路魆写作时时面对的问题。“当赤裸裸面对自己可怜的精神支柱时，重新回归人的存在性时，我陷入长久的焦虑，常常引起情绪的波折和痛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抗这种痛苦和波折的文字才显得尤为重要。“所有基于痛苦之由抗拒过的异物，最终都以文学的形态反过来哺育了我。”

路魆：小说的风格，是除文字外的另一种沟通语言，风格的轮廓，语言的气味，承载的是我的世界观和天性。也即如你所问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小说风格，而没有问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风格去表达。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核心。你总结的这几个词：“诡异、恐惧、禁锢、挣脱而不得”，是我小说最明显直观的感受。为什么“是”这样的风格？因为它直接来自我的天性，来自我与外界交流时产生的反冲击力。小说是一个投影仪，它将我天性的质地，以最细腻最繁杂的形式投射出来。我没有经历过风格摸索的过程，它从我刚开始写作时就已经确立了，刻意选择应该是不存在的，只有自我探索一直在进行。当然，随着自我探索过程的深入，未来某天，这样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我不得而知。

不过我觉得，我的小说风格不全是这几个词。在我大部分作品的结尾，其实存在一个开放式、梦幻式的留白，通向的是救赎和承担。我一直把写作看作是一个提出问题，梳理问题，再着手解决问题的手段，越钻得深，就越有力道。

路魆：“死亡和重生”，是我小说里惯常的主题，它看起来不那么慈眉善目。追溯这个主题的根源，在这里，我要第一次承认某件童年往事中的一句话，是如何囚禁了我，和令自己长久蒙羞的。

八岁或九岁，在我摘了别人家香蕉的午后，一个男人闯进树丛，指着坐在蕉树下的我，恐吓我说，这件事他会上报给学校老师知道，让他们知道我都干了什么坏事！我只是摘了几个香蕉，这棵树又不是他的，他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心态，才说出了这种几乎可以摧毁一个孩子自尊心，甚至粉碎人格的话来？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小偷。整个下午，我没回家，惊恐，彷徨，游荡，站在大桥上，看着底下的流水，像被一双大手扼住了纤弱的喉咙，绝望地说出了这句话：“我真想死。”

我不认为当时的自己是在借戏言缓解内心的屈辱，它的确让我离死亡只是一步之遥。一个孩子说出这种话来，多少会令人害怕，况且出自我口中。直至今天，我依然为它感到可耻，它证实了我极度脆弱的事实。

自此，我开始窥探大人世界的诡异和复杂，蛮横和冷漠，也在修补那天发现的世界裂痕。如果今天要我和那个男人面对面，他不会再记起那个午后的指责行为，即便记起了，也不会认为有任何讨论的价值，因为他最终没有“告发”我。

小说《西鸟》里头，父亲的角色一再暗示我，不要窥探他的房间，里面有着巨大的恐怖，却又一边暗示我，那里也藏着常人难以企及的神奇秘密。这种源自于成人世界，归结到我童年内心的灵肉相煎的欲望，是一道在生和死之间摇摆不定的秋千。我渴望进入，又害怕被伤害，可探索的冲动最终指引我去面对。现实里的虚惊一场，是小说里真实而永恒的痛楚啊。

如果那段黑暗需要被照亮，这里我想引用高桥睦朗的一段诗歌：总有一天，一棵像苍白面孔的树/会在疼痛的光下摇动/在我心中/我想得到与影同等的光。

路魆：的确，这两年的写作，我非常有言说的迫切性。写作时，我脑海里充满了画面，不加节制的描述，导致了行文的繁复，那些隐喻、象征和细节，井喷式地涌现。我只是感觉自己，是一个未明之人，它们更像是密码和路标，指向世界的无数个出口、岔口和可能。

我有记录自己梦境的习惯，跟周瞳分享它们。对某些梦境，周瞳会做出很准确的解答，他是现实版的周公解梦。梦境过深，比如多重梦境发生时，我会在半睡半醒时看见幻觉。梦里充满了象征和细节，有时我会将它们运用至小说里。但大部分梦境对我的影响，是性格上的，因为我很好奇地在思考它们出现的触发点是什么。

这样的小说具有非常明显的“缺点”，它让人难以呼吸，头绪复杂。在某些推崇举重若轻的文学派别里，它可以做大量的删改和语调的调整。但我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