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陆家嘴读书会邀请到小说家沈大成和作家、译者、评论人btr，一起做了一次特殊的读书会活动。

我们选择了童真这个主题，但是奇怪的却是让事实上已经远离童真的成人讲给那些实际上拥有童真的孩子听。这看上去有点荒诞，却也正好反映了两位作家的一个共同观点：在拥有和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远离，成人的童真，就是要克服这种远离。用文字整理本场读书会的内容，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孩子们来说，文字只是不完备的工具，而对于本次读书会上的两位作家来说，文字是必须不断突破其界限的反思对象。

在小说家沈大成那里，写作就像是一项世界补完计划，这种动力可以追溯到一系列童年的断片。

沈大成儿时居住的第一个地方，历经拆迁开发，已经变成一个商业广场。关于家的感受要在去那里看电影时重拾，而更直观的印象还是在那里跳楼的人。童年的世界在这里被掺杂进了灰暗的图景。曾经隔壁叔叔拍的照片，背后的故事似乎已经被遗忘，留下了待想象填满的空洞。童年最喜欢的动画片，到头来留下的都是一些怨念，因为电视台总是不能满足每天看一遍的愿望。出国的亲戚，也没能心有灵犀地带回那些自己没有说出口的梦想玩具。

还有其他林林总总：一些小小的遗憾，一些想不通的事情，一些不能满足的欲望......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世界在一个人从孩童到成年都呈现出一种不完整的样子。当孩童长大，这些缺憾就变成一个动力，使他们决定自己建造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解决那些疑惑和不满。建设世界的这个方法，是很原始，很朴素的，调动的物力也是很少的，那就是写小说。

做广告文案的经历，写作的经历，做编辑的经历，共同作用，然后带给沈大成一种写作路上突破、前进的契机。一个似乎略显得中二的写作动力，使得虚构化的写作最初总让人有一种羞耻感，这些东西难以在成年人的现实世界中展示出来。因为它的动机是私密性的，它表达的似乎也都是一些自我的非分之想，这样介入其他人的生活是很不正当的，因此写出的东西也没法给别人看。

但是所谓“脑洞”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可以穿透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东西，在两个距离很遥远的事物之间建立一个关联。舞台有了微妙但根本性的变化，如同海平面敞开了一个口子，现在可以看到海底世界了。这就如同广告创意在打印机和足球之间建立起联系一样。写作中的这种可能性是无穷的，因此也令人着迷，并促使人不断探索这样的联系。

另外一个奇妙的发现是，有些很早就开始写作的人，后来却放下笔去从事其他行业了。还有一些非常积极想成为作者的人，作品却不尽如人意。

到底是什么力量决定了一些人要写小说，一些人不写呢？这似乎是一件很神秘莫测的事情。好像世界上写小说的人是定额的，当一个人写了，另一个人只能不写。或者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放弃写小说了，或者他死了，才有一个新的人可以填补这个空缺开始写。新写的人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嵌定了。这样一想就会很兴奋，感觉自己占住了一个名额，就会决定长久守护住这个名额，直到那个力量把这个名额没收了。而在此之前是一定要写的。一种宿命式的使命，一种不断发现联系的可能，推动着作者不断在一篇作品完成时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下一篇。

爱尔兰作家托宾对创意写作的观点是：你不能写自己知道的事，要写一个几乎发生的事情，写一种失之交臂的遗憾的事情。沈大成要走得比这更远，她要写比托宾所说的几乎发生的事情更难以发生的事情。因此，就有了一个滑国。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很滑，每个人都没有棱角，所有事情似乎都很容易通过。但是他们想留住的那些很珍贵的事情也无法留住。又有了一个比国，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竞争性人格，甚至连感冒也要分个先后。其他的还有诸如擦玻璃的大头目；可以流出一切，但却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管子国；自我意识突然觉醒的双胞胎，等等。

有些作家很明确地宣布自己要写的东西是反映这个时代的。反映这个时代的人心、社会价值观、社会的面貌等。这或许很对，但这也带来了评价的束缚和可能性的丧失。沈大成则说，我不想反映这个时代，我想脱离这个时代而写。

尽管这些看上去已经脑洞大开了，但是和真正的童真比起来还是黯然失色。小朋友是不顾一切的，他们的脑洞大开大合，突破一切限制。小朋友的童真离我们到底有多远？答案可能是有相当的距离。

但是好在童真的东西是外延无限扩大的，因此我们即便成人，还是可以保留下一部分童真。

我抓到了一个冷

I catch a cold.这句英文是btr分享的起点。

它的中文意思是：我感冒了。但假如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却是“我抓到了一个冷”，这看上去就有些讲不通了。对于成人来说似乎很容易理解的一句话，对孩子来说却可能并非如此，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一切被赋予的意义视为理所当然。换句话说，他们对世界还保持着一种敏感。

感冒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被人为赋予意义的词汇。冷的时候我们流鼻涕，却是一种直观的感受。抓这个词看上去是主动的，好像是感冒侵袭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有孩子一样的思维的话，我们就要去主动地抓这个“冷”，去感受这个世界。那些很像孩子的艺术家、作家，他们的作品，启发我们的，就是究竟如何可以像孩子一样敏感，像孩子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

敏感的一个基础就是通觉。比如看到一碗红烧肉，一个人脑子里冒出的不是红烧肉的香，而是冒出了一个红字，这就是从味道到颜色的一种通觉。如果要成为一个敏感的人，首先就要动用人的各种感官来体会这个世界。这些感官，彼此之间还会“串台”。

这不是一个烟斗

不识字的儿童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想象图像的方法。认字是一种后天技能，而且文字的意义是已经被预先附着在其上的。不识字的孩子会有一个优势，他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图像上面，会就他看起来莫名其妙的图像展开自己的想象。这时他就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故事而不去管这个图像本身究竟有什么既定的，或者是默认的含义。

对于成年人来说，体会这种创造的一种可能情境就是看一部没有字幕的外语电影。我们可以仅就画面展示给我们的东西在脑海中幻想他们讲些什么，甚至为他们添上一些自己设计的故事。这对成年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维训练，有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设计的故事要比影片原来想呈现的更加精彩。

词语与图像之间的分离，实际上使我们更近一步去发现词语与事物之间，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离。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里特有一幅名画，叫“这不是一个烟斗”。画面就是一个烟斗，下面有一行字：“这不是一个烟斗”。这幅画非常意味深长，因为它提示了我们名与实之间的差距，这已经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当他说这不是一个烟斗的时候，他暗示着这是别的什么。通过这种方式语言与图像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就被大大拓展了。各种诗意和比喻都隐含其中。当我们觉得命名发生错误的时候，其中却往往有诗意，有想象力，或者有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存在。

像孩子一样感受世界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放弃一些对事物的命名的成见，重新感受它。不单单是这些名词，甚至是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术语的剥削，与削苹果、剥橘子这样的固定表达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词语的表层和深层含义，在两个极端联系起来了。

字词句的声与形

文字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图像式的存在。它突破自身意义限制的两个特征，就是声与形。

我们必须考虑一个词语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个文本或者一个小说，会觉得很难读。因为我们可能会在脑海里静静读出声音。字的声音有节奏感，这个节奏对就读得下去，节奏不对就读不下去。诗人写诗就最讲究韵律。如今用电脑打字的写作方式可能就会使我们丧失对文字的节奏和韵律的感受。

作为象形文字的中文，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形。btr举了王安忆女士写作时非常喜欢用的“颟顸”一词为例。这两个左右结构的字显得很胖，好像左面右面经常挤不到一起，仿佛有四个脸那么宽。这个词让人觉得特别的生动。当它被用来形容人时，一个看起来脸很大，不太明事理的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这是字的形在在写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

在艺术创作中，汉字的形的特征则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例如艺术家沈冰的《天书》与《地书》。造字取消了形和意之间似乎在学字时就已经天然存在的一种勾连。当我们尚未定义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两个符号，其意义是富于联想性的。

总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可以像小朋友一样去体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把后天学会的东西都忘掉，也许是一个好的方法。成人的童真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只是一个属于大人的概念，孩子们自己是不会强调自己的童真的。在这个六一儿童节，似乎不是我们送给孩子们礼物，而是他们赠与我们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