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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润物细无声般的渐变，于时代的要求而言，确乎缓慢了一些。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新青年，似乎应当以更快的速度提供一种新的写作。而从写作策略上讲，新的诚如青年评论家李壮说的，自然更会引起关注。“搞点新的东西，写点新的题材，不管写得怎么样，发表起来都可能更容易些，若是参与评奖，以一般的逻辑，‘新’的写作被命中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因此之故，以“新”为名的转型未必是写作者由心而发，也可能是被动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也因此，我们更有必要问问，所谓的转型意味着什么，而我们心心念念追求的新，何谓新，又当如何新？

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沉淀，把新经验转化为更具稳定性的精神特质

实际的情况是，无论创新主动与否，我们更在意的是，这样那样的创新，是否是真正有效的，能产生持久影响的创新。就像徐则臣说的，即便是为创新而创新，也未必就不能成就好东西。“我们回头看先锋派，虽然很多先锋派作家都转向了，他们大踏步往后退，但他们当时为创新而创新，还是给后起的一代甚至几代写作者留下了很大的遗产。”

先锋文学留下的遗产里，形式创新显然占了很大比重。这一点于读先锋文学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后起的年轻写作者，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常识。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创新，相比而言，于我们这个时代，题材创新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青年作家王姝蕲关注网络主播现象，为此写了小说《花前一人食》，在徐则臣看来，就他个人的阅读视野而言，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验，或者写了一种新的人。

《花前一人食》（载《人民文学》2018.2）聚焦当下盛行的互联网“主播”群体，描写了一些边缘主播们的生存境遇和心路历程。

王姝蕲最近还写了一部短篇小说《矿工》，里面写的矿工不是挖煤矿、铁矿，而是挖的比特币矿。她关注这一现象，是因为作为一种虚拟货币，比特币采用了互联网领域最先进的区块链技术，是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新题材。但新技术、新经验正在迅速地更新换代，比特币也会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明日黄花，为何还要写比特币矿工呢？那是因为她觉得这一现象体现了这个时代最极端的城乡关系。这些矿工可能是当地最底层的农民工，文化程度非常低，只会简单修电脑，但他们工作产出的是全世界科技界和金融界在当下最高端的东西。而矿工住在山里，身体是与世隔绝的，过着最原生态的生活，参与着全世界最疯狂的财富游戏，他们又将怎样平衡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落差？

这样的思考无疑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与其说是缺少新经验，不如说是缺少足够的时间沉淀，来把这些新经验转化为某种更具稳定性的精神特质。就像李壮说的那样，如今，经验在不断变幻，快到让我们很难去直接捕捉或者充分消费，新的马上又来了。“很多东西我们来不及消化，就已经成为了昨日的东西，以至于还无法产生美学的韵味，还没有办法变成臭豆腐，只能变得像一堆散发着腐味的垃圾，这个特别尴尬。我们经验特别多，特别新，就像芝麻一样，每天都往身上贴，但是我们在核心的层面上，我们的精气神，我们的认同可能没有增长，以至于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向心力，把所有我们身上的经验都凝合在一起。”

而这恰恰是最早喊出“新青年”口号的五四一代的优长所在。作家邱华栋表示，近段时间读《胡适年谱》，顺便统计了一下年龄后，发现胡适、鲁迅、刘半农那一拨人在搞新文学革命的时候，跟眼下的“80后”，“90后”，处于差不多的年龄。“我读的时候就特别感慨，这些作家学者，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把中国的历史推动起来，把文学革命起来，把语言也革命起来。”

“新青年”一代

这并不是说当下青年有必要效仿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求新求变，世易时移，不同代际的青年理当肩负不同的责任，而且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正如评论家张燕玲所说，读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能感到他们对人性的新表达，其中有许多作品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是能够直刺时代神经的，这些作家也都不同程度地找到了自己作品的样貌。但换个角度，以青年评论家徐勇的观察，在青年一代里存在“有代表作家，但没有代表作品”的现象。“在某个时段看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一批青年作家灿若星辰。但从文学史角度讲，他们作品的含量还有限，长篇作品的分量更是不足。”

新写作需要艰苦地去“经验”才有可能达到

可以想见，所谓的不足不在于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作品的质量，以及是否达到了某种高度和深广度。正因为此，我们有必要问问，是否能从五四一代“新青年”那里，汲取一些有益的滋养。他们的创作对新时代的青年有何启示？

在李壮看来，鲁迅那一代人对于文学之新、时代之新，以及写作主体的自我认同之新，经历了一个撕裂、痛楚、自我游离并自我辩诘、确认的过程，并由此在本质上抵达“新”的彼岸。所以，我们得以看到，那代人的创新是由里及表，内外兼修的，有一种真正能够穿透时间和文本的力量。这在今天其实并不多见。“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为新而新，但真正的新，首先得有表达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的需要和冲动，与之相应，才会出现内容的创新、形式的创新、手法的创新。”

这也提示我们有时候得换一种思维来看待新与旧。作家肖江虹曾去贵州做田野调查，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全部跑到城里去了，他就问一个老唢呐匠，没有了传承，有一天你不吹了，你那个唢呐该怎么处理？老唢呐匠说，唢呐可以没有，可以死掉，但这个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然后，他摘了一片树叶马上就吹出了《南山松》，声音嘹亮高亢。他对我说，这个死不掉吧？这对我有很大的触动。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消失，下一个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某一个器物的身上，因为这个东西的内核是在的，唢呐可以消失，但曲子是死不掉的。

新写作取决于作家对时代的认知和表达

如此说来，青年作家能否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新质，最终考验的是他们能否真正抓住内核的东西。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时代的认知。

以丛治辰的理解，如果以《左传》为参照系，我们会发现它建立在写作者对他所处时代的强烈兴趣和精熟了解的基础之上，作者也生动、准确地写出了他所了解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左传》书写的时代是多层次的，非常宏阔。而我们今天却把时代越写越晦涩，越写越小。”

那是不是说我们本就处在一个小时代里？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王姝蕲表示，她有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里，除了一些小悲伤、小确幸，没有什么可写的，直到几年前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关系采访严歌苓，感慨我们身处小时代的无奈，严歌苓说不对，我们这是个大时代。“她当时没有具体说我们这个时代大在哪里？但这三个字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找答案，这是一个大时代吗？当我意识到‘网络时代’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才感觉自己找到了答案。这个时代可以说很小，它是碎片化的，但在每一个微小的领域里，它都在小步地快走，千万个小的碎片集中在一起，它就发生了核聚变。我就觉得互联时代是‘80后’‘90后’的精神故乡，它已经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底色。与此同时，互联网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会议现场

虽然如此，让王姝蕲感到吃惊的是，她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也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有时代意义的东西去看待它。“可能是因为互联网和我们的生活贴得太近了，很多潜移默化的变化让我们很难察觉到。”

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时代里的很多变化是鱼龙混杂的。王姝蕲表示，腾讯今年举办了一个文学大赛，收到的自由来稿却有很多农村题材的作品。

当然，意识到身处大时代是一回事，能不能把它充分表达出来是另一回事。这不是说新时代让青年作家缺乏发表的空间，恰恰相反是因为发表太容易了，让他们缺少了必要的沉淀。就像青年评论家李伟长所说，对于“80后”“90后”作家来讲，他们中没有经历过此前几代作家都多多少少经历过的抽屉时间。“对一个作家成长来说，抽屉时期意味着漫长的、充满耐心的探索、积累、修正，并且不断建构自己的文学意识、文学风格。但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发表作品太容易了，使得他们缺少积累的过程，这对他们的写作构成了新的挑战。”

无论如何，就像评论家施战军说的，新时代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带着新时代的印迹。“中国最早的一批哲人，比如老子，让我们有了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整体性的基本认知。再看中外文学大人物，我们会惊讶于他们对人的整体性发现，以及对人的精神整体性构筑的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有整体性自觉的青年作家，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走出新写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