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肯定要适应一段时间。我本质上是个安静的人，我非常明白，自己首先是一位作家，写作是本分。这个职位当然需要承担一定的责职。在我的认知里，这个职位最重大的责任就是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不公平的环境会给真正的写作者带来伤害。

我觉得，文学生态的营造非常重要，对才华的尊重和及时的肯定，比什么都重要。浙江省有一件事做得特别好，就是“青年文学之星”的评比，我个人觉得，从首届起至今，基本上是公正、公平的，回过头去看，每一位文学之星都成长得非常好。这个奖因此赢得广泛声誉，甚至改变了一些年轻写作者的命运。

1998年，“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奖设立，旨在加强青年作家人才队伍建设，每年在全省评出一颗“星”。此为《文星雕龙——浙江青年“文学之星”评述集》，收入了浙江省荣获“浙江青年文学之星”称号的19位作家代表作品，及国内评论家们的评论文章。

艾伟：我个人觉得浙江文学一直非常棒。

文学一直眷顾浙江这片土地。浙江的现代作家是黄金一代，领风气之先，堪称丰碑，今天浙江文学依旧实力很强，浙江省完全称得上文学大省。报告中有一个数据，浙江青年作家每年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刊物发表作品110多篇。我也认为浙江省每一个代际的作家都很棒，拿到全国去都毫不逊色。浙江作协要做的工作是推广好他们，主要是媒体这块，让作家走向公众，需要媒体包括新媒体这个桥梁。我们会在这方面下一些功夫。

作家写什么样的题材，同一个作家的兴奋点和个人秉赋有关，这是不能强求的。不过有一点是需要警惕的，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观念，特别是纯文学领域似乎有一个稳定的同时也是封闭的系统，对时代以及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怎么关心，一个作家如何从既有的认知体系里解放出来，能面对这个现实，对这个时代经验做出有效的辨析和及时的回应，观察及探索文学新的可能性，这方面不仅仅是浙江省的作家，也是整个文坛普遍性的问题。

艾伟：是的，浙江省是最先成立网络作协的省份，因为我们省的网络“大神”非常多，杭州成为网络作家聚集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影视业的发达应有关系，浙江电视剧的产量是全国第一。网络文学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其商品性，是一个长长的产业链，浙江人对商业性是非常敏锐的，围绕着网络文学形成的产业活跃了地方经济。

2017年4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正式落户杭州。

我读的网络文学非常少，所以也不敢对网络文学多说什么。年轻人喜欢网络文学大概同网络文学的代入感比较强有关，或圆一个英雄梦，或满足现实中无法达成的欲望或梦想。个人感觉，网络文学同现实未必有太紧密的关系，可能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也因此，网络文学不但在中国，在海外的儒家文化圈中也传播得很好。

我一直认为，“文学的归文学，商品的归商品”。真正的问题还是好的文学生态问题，即要保护好那些日趋小众的纯文学作家的尊严，因此，对文学的评价体系不能出问题。网络文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现实，网络作家粉丝众多，书卖得很好，但不能因此作为评判标准。当年鲁迅的书还没张恨水卖得好呢。文学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精神性。我希望有朝一日，网络文学在精神性上能向纯文学更靠近一些。但话又说回来，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通俗作家，可他的书今天还在卖，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他也占据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出现一位网络作家成为副主席呢。

艾伟：“江南”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特别重要，如果中国文化中缺少“江南”这个意象，其丰富性会大打折扣。中原文化原本是以伦理见长的、居庙堂之高的文化体系，正是江南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这一文化更多地呈现出生活的、诗意的、人性的肌理。而杭州无疑是“江南”的想象之地。

我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过鲁迅这样的作家的地方，一定是文学特别钟爱的地方。至于中国故事或浙江故事，我觉得这和一个作家的出身及经验有关的。当年鲁迅在北京，他写的是绍兴故事。一个作家，如果生活在浙江，他的经验来自浙江，他不太可能去写一个东北故事。这一点无须刻意强求。好的小说，好的故事，就像天然之物，正在某个地方等着一位作家去捡回来。愿这样的好运降临到浙江作家的头上。

艾伟：我一向生活得很安静。从宁波搬到杭州，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地方，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改变的只是窗外的风景，杭州的山水真的很美，我住在钱塘江边，每天对着窗外的江水和对岸的月轮山，窗外就是一幅画。

画画这件事就是玩。我画得很少，但经常看画读帖，这至少让我眼力见长，好的画和好的字就是经得起看的，不腻。中国人某些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诗、字、画，他们的趣味和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位台湾地区的教授曾经跟我说，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近现代史上有那么多破坏，但破坏不了李白和杜甫。他说，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在他的生命里总有一天会遇见杜甫。

在小说这一领域，中国传统在世情小说上特别发达，以书写活色生香的世俗生活见长，即使在今天，我个人认为，在写“鸡飞狗跳”的世俗生活上，中国作家无比出色，可以说比国外作家写得更好，但现代以来，我们在写的小说其实是西方意义上的小说，需要对人的丰富性和精神性作有效的探询，需要问题意识，需要对时代精神图景进行辨析和解剖。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通道，是我思考及写作的方向。

艾伟：经验对小说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其经验的丰润庞杂，令人折服，肖霍洛夫亲历了那场革命，他公允而忠直地记录了革命年代泥沙俱下的众生，记录下大时代洪流中个人的心跳，记录了他们的理想、野心和私欲。看这部作品我经常惊叹，只有亲历者，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而鲜活的经验。

在当下，中国人的经验世界无疑是庞杂而丰沛的，这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作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如何去处理这个无比丰盛的经验世界，并从中找寻出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是一桩极其艰难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如前所说，也是我思考的方向之一，并且深感困难重重。不过，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我想，作家们还是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具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这一切还是值得这个时代的作家们去探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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