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当时我和哥哥还小，都是鼻涕虫，没有上学的我们整天只知道到处疯玩。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这便让年幼的我们注定要与饥饿为伴。我和哥哥对于顿顿窝窝头和地瓜干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看能不能搞到一点儿属于一日三餐之外的美食，，而父亲的包子则是我们最望眼欲穿的期待和最爽口的“零食”。

　　父亲是一名石匠，在离家三十多里路的大山上开山采石。每天清晨，父亲骑着家里惟一的一辆破自行车出发，晚上再骑着它回来。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母亲都要从她视为宝贝的面粉袋里摸索出一点面粉，点着油灯为父亲做两个包子。管这叫“包子”，实在有辱“包子”的形象——灰灰的面团里没有一丝肉末，只有两滴猪油和少许白菜帮子而已。

　　那两个包子就是父亲的午饭。父亲早上不吃饭，中午就靠那两个包子充饥，晚上回家吃饭。他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得厉害，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五十多斤重的大锤挥动几千下。这样两个名不副实的“包子”，能否提供给父亲继续挥动大锤的能量尚不可知，可是，父亲却把它们省了下来，带回来给了我和哥哥。

　　为了顺利拿到这两个包子而不至于被母亲发现后责备，我和哥哥每天总是按时地跑到村口去“迎接”父亲。每当破自行车“丁丁当当”地载着父亲熟悉的身影出现时，我们就会高声欢呼着冲上前去。这时，父亲就会微笑着从他的挎包里掏出本是他的午饭的两个包子，我和哥哥一人一个。

　　包子的味道虽然并不可口，但仍然可以让嘴馋的我和哥哥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一个劲儿地狼吞虎咽。这时父亲总是站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这件事成为我们和父亲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母亲每天仍然天不亮就点着油灯做两个包子——那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和哥哥的零食的包子。

　　后来，家里终于可以顿顿吃上白面了，我和哥哥也逐渐对父亲的两个包子失去了兴趣，这时包子才又重新属于父亲。那时我和哥哥已经上小学了。

　　后来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大学，都在大城市里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但儿时的这段记忆，就像是躲在墙角的蛐蛐，小声而固执地呜咽着。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对不住父亲。

　　终于，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与父亲谈及此事，父亲却给我讲述了他的另一种心酸。父亲说，其实他在工地上也是吃饭的，不过只是买个硬窝窝头而已。记得有那么一天，他为了多干点儿活儿而错过了吃饭的时间，当时已经买不到窝窝头了，父亲饿极了，就吃掉了本来就属于他的两个包子。后来当他走到村口的时候，我和哥哥照例去“迎接”他。听到我们高喊着“爹回来了，爹回来了”的一刹那，他搓着自己的双手非常内疚，因为自己无法满足儿子们小小的愿望。

　　父亲哽咽着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吃掉那两个包子呢？其实我是可以坚持到回家的。我记得那时你们很失望，当时，我差点儿就落泪了。”

　　父亲说，为这事，他内疚了二十多年，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让幼时的我们受了太多的苦。

　　其实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或许我当时的确很失望，但世上哪有一个小孩子会因为一次没有满足口腹之欲，而久久地怨恨自己的父亲呢？现在想起来，我只记得自己年幼的无知。其实我们并不真的需要那两个包子。然而我们的父亲，他为了那仅有的一次未能满足自己的儿子们，却足足内疚了二十多年。

　　那一次我流泪了，是的，在如山的父爱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