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我不相信,你能猜对他的结局(3)
误解
贾樟柯前十年电影的关键词常常被定义为:
一个是“边缘”,一个是“底层”。这也成为很多人对贾樟柯的认知,“专门拍底层人的”。
但贾樟柯却明确地否认了这两个词的草率归纳。“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误解”,贾樟柯在《冰点周刊》08年的一次采访中对徐百柯说,“真正看过了(电影)就会知道,直到现在,我的电影里面都是主流人群。”之所以被视为边缘,那也只是在中国主流电影状态的边缘。
他认为他的电影拍的是大众,是多数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不过前提是我们能从客观上理解这个国家——“是13亿人的国家,不是1亿人的国家”;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不是北京CBD或是上海浦东一隅的国家。
直至2013年,贾樟柯为自己电影里的人物找到了一种他视为更恰如其分的称呼,或者说解释,即:非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是权贵之外的人群,他们无法掌握跟控制这个社会的资源,他们被动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包括我觉得我也是。”
贾樟柯一直是排斥被标签化或被符号化的,尽管很多人实际是希望用“贾樟柯”的符号表明自己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
他表示这只会造成更多的困扰和误解,“所谓标签化就是简单化,仿佛每一个人只有一面、一种性格或者一种趣味。”对贾樟柯而言,这种简单的命名和划分方式所造成的结果,是限制人对他人和其他生活那种本能的可贵的好奇,制约对不同现实的理解和开放心态,反而竖立起一堵文化壁垒。
2002年,贾樟柯带着《任逍遥》参加戛纳电影节。放映后的记者会上,当时电影频道的一位主持人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做了一番评述: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
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是一个谎言。
贾樟柯忽然感受到一阵剧烈的刺痛,他明白主持人并不是对他有成见或是故意诋毁,这是她真实的认知和感受。
他只是突然意识到,同样一片土地成长生活的人,人与人之间已经到了不承认另外一种现实存在的地步。“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个例。2010年,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海上传奇》在多伦多、温哥华做北美首映。这部纪录片由包括陈丹青、侯孝贤、韩寒等十八个人物的亲身经历构成,纪录了1930年代到2010年的上海故事。
贾樟柯在电影节现场谈到:“片中有很多采访,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聆听他们生命中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
《海上传奇》在温哥华电影节放映结束后,一位看起来年纪不大、怯生生的中国女生向贾樟柯提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嘛?”贾樟柯也向她解释他是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
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女生突然愤怒地质问起贾樟柯,难道不知道这样的电影会影响外国人对上海和中国的印象,甚至投资信心吗?!
向来温和的贾樟柯也少有地愤怒起来:“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
短暂的沉默,女生留给贾樟柯一个轻蔑的微笑,“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状况。”那一刻,贾樟柯觉得自己被惊成了傻子。
这种“靠出卖中国的苦难获得国际认同”的质疑没有停止过,但贾樟柯一直坚信:“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样呢?”贾樟柯后来在《贾想2》中写下了反思,也给出自己的答案。
贾樟柯曾说,文化内部的这种不信任其实也是来自于缺乏足够强大的文化自信。
真实的情况是,当一个文化面对另一个文化,看到这样的电影,看到这个文化有能力面对自身的问题和苦难,也有迅速的反映和准确的表达,人们会对这个文化和文化中的人肃然起敬,而不是带着高居临下的歧视眼光。